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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都》:一位奥地利学者献给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的书

2017-06-20

  为即将迎来80岁生日的人大庆生,

  方式当然有很多种,

  有一位在这方校园任教了13年的奥地利学者,

  他在近期出版了随笔集——《我的灵都》,

  这本书,记录了他与北京城的20多个春夏秋冬,

  或是由细微处引发的思考,

  或是在漫步中延伸的遐想,

  扉页上却留有一句简洁而深情的话: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

  他就是雷立柏。

  外国人应该爱北京的101个理由


  我在北京教了很多年的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我遇到过很多学生,北方人和南方人都有。2015年,我遇到了一个曾在香港和上海上过学、家乡又是深圳的女同学。她和我聊了起来,很快就说出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南方人被北方化了。”此后她对北京和北方又谈了很多,其中多有微词和不满。我早就知道南方人(上海人、广州人)不太喜欢北京,但一个南方人在我面前那么明显地挑出了北京诸多缺点和毛病,这还是第一次。

  我心中有一种不自觉的反应:住在北京相当久了(二十年该算“久”了吧),我已经开始感到北京就是我的家。北京,尤其是人民大学的校园都是使我的舒适之地;同时我还感到北京一年更胜一年(从污染、交通、学术等方面来看)。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对北京感到不满?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思考我和北京城的关系。北京是我家,我爱我家。

  北京,我爱你。


  有幸先读雷立柏的新作并写写感受,似乎有点像旧时文人的唱和。而雷立柏居然有“101个理由”证明“外国人应该爱北京”,更可联想到苏曼殊当年“奉答”一位朋友的绝句:“相逢天女赠天书,暂住仙山莫问予。曾遣素娥非别意,是空是色本无殊。”……真正重要的,是他已经在北京住了20年,是他对北京的接触、考察和理解会让我们这些“原住民”都少感到惊讶,是他把我们共同生活的“人民大学校园”视为“舒适之地”。

  ——摘自杨慧林为《我的灵都》所作序言

  《久住仙山莫问予,是空是色本无殊》


  “我真正的精神家园是北京”

  雷立柏初到北京是1991年,那时他刚刚在台湾辅仁大学完成三年的汉语学习。在回国之前,他打算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亲眼看一看北京,然后再坐火车穿过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回维也纳。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一向爱好骑行的雷立柏便对北京的自行车道倍感亲切。看到这里又直又宽且绵延不绝的自行车道,路上屈指可数的汽车和举目皆是的自行车,他禁不住要感慨北京简直是“人间天堂”。

  除此之外,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深深吸引着雷立柏。除了爬山和偶尔去北京城里的老胡同走走之外,他最爱逛的就是北京“死人的地方”和“老的石头”。他指的是利玛窦等欧洲来华传教士的墓地和西什库这样的老教堂。每次到这些地方,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和这些古迹之间所产生的某种微妙而隐约的历史联系。“我是一个北京的拉丁语老师,可是有一个意大利人,七百年前就来到北京教拉丁语……”从元代的孟高维诺到明末清初的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几百年间,一代又一代像他一样将遥远的中国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欧洲人先后来到这东方帝都,北京见证了他们的荣辱和哀乐。他们带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各式西洋珍奇,怀着极大的勇气,从广袤无垠的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扬起风帆,远渡重洋,历经艰险,终于踏上了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对他们来说,从此,北京再不是充满着异国传奇色彩遍地黄金的云端的国度,而是结结实实承载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心血、岁月和汗水的脚下的土地,或许,也终将是他们的埋骨之所……每次谈到这些,雷立柏都显得很感慨,“他们有的是医生,不知给多少这里的人治病,最后自己也慢慢变老,生病,葬在这里,一代又一代……想到自己做的事情,再想起他们,有时我真的会很感动”。

  在谈到对北京人的印象时,雷立柏坦言他接触的主要都是高校圈子,和普通的北京人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少。他对身边的这些年轻学生评价很高:“在人民大学,我的课是选修课,完成学业之余还有兴趣、有信心、有耐心学好拉丁语的,这是什么样的学生?精英中的精英。”

  而对于在北京生活的这些现实压力,雷立柏笑言,这些对于他来说都不是问题:“这个我很感谢人民大学啊,给我那么好的房子住,我开销不大,收入也够用,我什么都不担心。”谈到现在的生活状态,他动情地说道:“我可以什么其他事也不想,从早到晚坐一整天写我的书,很少人能有这么大的自由,你知道吗,我是非常幸福的人啊!我可能也很忙,教书,写书,可我喜欢这些,做这些,我很快乐。”


  雷立柏从遥远的奥地利来,且把北京当成自己的家,人们对他好奇和喜爱,都与其特殊的人生选择有关。后来听他聊天,发现其知识谱系丰富,许多陌生的领域让人生出敬意。他的学识我所解者只有一二,余者觉得深似海洋,气象之大非吾辈能言。有了他的出现,才知道其背后衔接的传统多么重要。我们单一的思维维度,可以借其目光,得以自然的伸展。这样的工作他不来做,我们的教育自然会有许多盲区。

  ——摘自孙郁为《我的灵都》所作序言

  《一个世界公民》


  “汉语真的很美”

  雷立柏初识汉语是在维也纳街头,那时他还很年轻。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得到了去台湾辅仁大学学习的机会。在台湾的前两年,基础语言知识的学习有些枯燥,进度也慢,雷立柏很快不再满足于此,渴望更深入地了解汉语和它背后的中国文化,“我的耳朵不好,但眼睛很厉害。”于是擅长阅读的他,一方面“找到一本汉英词典,一天背一个部首,日积月累,一共抄了7000多张卡片”,另一方面又买了学生版的《论语》,逐字逐句对照着看,就这样,“慢慢地开始能读懂孔夫子的原文了”。

  直接阅读孔子,这对雷立柏来说无疑是种奇妙的体验,“高中的时候,我学希腊文。有一天发现可以读原文的《新约》了,我很激动,觉得自己读的是两千年前的东西,了不起。同样的,如果读孔子不读英文版、德文版,直接去读中文原文,那也了不起!”直到今天,雷立柏仍然坚持着这种对经典原文的执着,他说,“和古人直接对话,不管是柏拉图、西塞罗还是孔夫子,你听到的是他们原来的声音,这是跨越几百年几千年的忘年之交!”

  雷立柏还格外强调成语的作用,“每个语言最精华的地方就在成语。中国成语尤其优美,充满智慧,你可以通过成语委婉地批评,也可以很诙谐,很多地方非常微妙。所以我教外国人汉语,一定要教成语,不懂成语就不能了解中国人。俗语里面有着人生的智慧,我妈妈的一个教训是,你今天能做完的事情就绝对不要等到明天(Was du heute kannst besorgen, das verschiebe nicht auf Morgen),这话影响我一生。我想汉语成语里也有中国人的哲学。”

  尽管雷立柏现在的汉语已经相当流利,基本可以毫无障碍地交流,但他的汉语学习研究之路却并未停止。和绝大多数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语言学研究者不同,雷立柏更喜欢从西文的视角观察汉语。在他看来,“现代汉语实际上是非常西化的语言,很多词的背后甚至有拉丁文的成分,大部分说汉语的人并不知道”,所以要想彻底感受现代汉语的美妙,“你可能必须要懂一点拉丁语”。为此,他举例说,现代汉语中的“母语”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书中说作者的拉丁语是从温柔的妈妈那里学的,而后来教授外语的则是学校里粗暴的男性老师,在此之后才有了“母语”这个词,英文的“mothertongue”,德文的“Muttersprache”,包括汉语的“母语”,都是这样来的。如果要追溯这个词背后的文化意味,则可以发现,正是当时的基督信仰提高了妇女地位,才使得“母语”这样的构词得以在当时原本男权至上的社会产生。从这样的视角看,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或者说,每一个词就是一段历史。像这样中西文并举互相阐发的例子在雷立柏那里比比皆是。

  (根据《我的灵都》《雷立柏:“我真正的精神家园是北京”》整理编辑,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