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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华泽

2017-06-14

  访人民大学校友邵华泽

  我接受了采访人大校友的任务,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邵华泽的办公室。

  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都笑了:他负责全军宣传工作,我是军事新闻战线的新手,常打交道,却不知对方是校友——一个采访者,一个被采访者,之间相隔20年,其中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这就是一所学校。真是个有趣的现象。

  邵华泽1958年9月至1960年7月就学于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攻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如今,他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位政治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全军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作为一个走出校门27年的学生,在此人民大学成立50周年之际,回顾往事,将有何感想?

  他说,我在想,一个学校办好了,对在这所学校学习过的人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回想当年,邵华泽说,人民大学一些好的传统和校风,一直影响了我的思想,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没有什么贡献,人的贡献大小不是由地位高低来决定的。我现在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军队建设出点力,是与在人大读书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

  我相信,这话绝无夸张之意。邵华泽1933年出生于浙江省淳安县。他中学未毕业,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他所在的浙江省立严州中学,同学们纷纷写血书要求参军,以图报国。报名参军者近千,录取者仅三十,其中就有血气方刚的邵华泽。但结果他并没能在战场上展试身手,却被分配到第三军医大学,当了一名军校学员。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呈现出今天这样纷繁复杂的形态,党的要求就是个人的理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久,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经过一年的集训之后,走上了理论教育的道路,同时也爱上了这一行。

  1958年,邵华泽和一批干部进入人民大学哲学系深造。这种形式倒象是即将实行的对口培训制。和现在大学中五花八门的个人理想与实际市要的冲突不同,那时的干部学员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为所学而来,图致用而归。

  25岁的邵华泽在班上算是年龄较小的。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把到首都高等学府学习,看作是人生难得的机会,焚膏继晷,孜孜不倦。显然,他是属于那种各个时代都有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类型:学习成绩优良;体育爱好者,系体协副主席;社会实践的积极参加者。在他的抽屉里至今还保存着上学期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和一封听过他讲课的业余大学学员的来信。信中写道:学习之后,学员们的思想认识和文化知识有很大的收获,提高了工作效益。您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风格,给了我们以鼓舞力量。毕业时,他获得了优秀学生奖,并被选为出席北京市高等学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的代表。

  毕业后,邵华泽回军区大学继续担任教员。以后调往解放军报,担任过理论处、评论处的编辑、副处长,解放军报社副长;曾当选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他发表过的文章和讲演已汇编为两本书:《生活与哲学》、《新闻评论写作漫谈》,分别于1983年、1987年出版,加起来近50万字。1985年第4期《哲学研究》发表了一篇《理论之花与生活之树》的文章,对邵华泽《生活与哲学》的特色做了评述。文章说:全书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近百个哲学概念、范畴和规律”,“分析和解答了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力求作出认识论上的理论概括,使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水乳交融。”文中“生动的现实感、鲜明的时代忠和深刻的历史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做到这些,无疑需要坚实的基础。谈到这点,邵华泽流露出对人民大学深挚的情感。

  回忆两年的学习生活,他认为当年人民大学有三个方面在他脑子里印象很深。一是学习风气很浓,学校很注意教育学生珍惜学习时间,刻苦钻研,并且帮助大家多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原著,力求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并组织学生写文章,编书,举办学术讨论会,到社会上去讲课,参加社会实践等,通过各种形式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当年邵华泽在学习期间就参加了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材与《<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注释》两本书,还到东城区工业业余大学讲了多次哲学课。这个学校在灯市口,每次都要从西郊乘公共汽车往返。这种做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能力,而且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在校期间就成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参加者。三是有一个好的校风。不仅教书,而且育人。学风严谨,作风朴素,真正继承了延安陕公的校风。领导同志平易近人,尊师爱生、团结友爱蔚然成风。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次,他一边走路一边看书,正巧遇到吴玉章校长,吴老和蔼地对他说,这可要伤眼睛的呀!老校长亲切的面容和关切的语气,至今仍留在邵华泽心里。他说,那时侯同学们感到能到人民大学学习,胸前挂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徽,是非常值得自豪的。

  谈到希望,邵华泽说,人民大学办学的方向正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和多方面的人才,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希望今后办得更好,特别是把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建设奉献力量的好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当然,不等于说当时学校没有缺点,因为,那时党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左”的错误,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今天的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国家大大前进了,希望能更加注重研究新的情况,利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出现的有利环境,创造出更大的业绩。

(原文刊于1987年9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