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Alumni

首页/校友

梁衡

2017-06-13

  新闻的原野

  ——记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

  知道梁衡的人一定知道他那篇著名的《晋祠》。《晋祠》一文自1982年以来一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因此很多人都可能对梁衡这名字留有印象。

  曾是光明日报记者的梁衡现出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这听来也许不如《晋祠》的作者来得亲近——他在文学方面的名气比在官声更大一些,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青年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不过你若不是一个从不看报的人,你一定记得起1993年媒体曾竟相报道“十大假新闻”的新闻。披露“假新闻”这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社会反响强烈,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评论,一时赢得不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广泛好评。而此事的策划者,正是梁衡。

  见到梁衡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后。阳光斜着照进来,屋内的色调很温暖,排得满满的书柜占据了办公室的两面墙。梁衡的握手很有力,很典型的西北人轮廓分明的脸。

  我们是校友,这拉近了我和他原本的距离。

  走出困惑

  1989年,梁衡的第一部新闻专著《没有新闻的角落——一个记者的内心独白》出版。此书独特的形式、真实的经历和大量出色的新闻作品立即引起读者的关注,许多报社还买来做教材。一‘些读者十分羡慕梁衡丰厚的生活体验和难得的历史机遇,说:你的生活真顺利!

  其实不然,“这是一种错觉。”梁衡说。

  梁衡在大学学的是档案,虽然这并没有妨碍他日后成为一个记者和散文家.梁衡还是将之列为人生第一次不顺。在那个年代,专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一生的走向,当时报考中文系的他不知缘何被档案系录取,从来就痴迷文学的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自己说服,准备“塌下心来攻档案”,孰料1968年毕业时正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他被分配到内蒙古临河县农村劳动,“别说专业对口,连工作也了无着落。”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人的命运难以把握,梁衡却很快从他人生的第二次不顺中站起来,而他记者生涯的序幕就从那个偏远的农村拉开了……

  他的挚友、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委李硕儒回忆他当年结识梁衡的情景时写道:“几天后我接到梁衡的一首诗,字体遒劲,诗情古雅。……在文化荒芜的那个年代能够遇到一首这样的好诗的确是种享受。我决定把它发在文艺版(李硕儒当时在《巴彦淖尔报》编副刊)的头条位置。报纸出来,好评如潮。”

  梁衡后来由生产队到了当地的宣传部,再去《内蒙古日报》驻巴盟记者站,于1974年调回原籍太原任《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直至1980年以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一举成名……余下的事情仿佛自然而然,一帆风顺,梁衡描述他当时的感觉:“我就像被人推到枯井里,靠着信念理想这根细绳,一把一把地爬上来。”

  梁衡在光明日报驻山西九年,因能力和才气突出.被列为省部级干部三梯队名单,送中央党校培训。

  正当梁衡踌躇满志之时,谗言的阴影却向他逼近了。以书生而进“梯队”,特别是梁衡当记者多年,写批评稿当然就要得罪人。“八分钱,查半年”的年代,一封匿名信竟把梁衡撤下了“梯队”名单。

  “仕途可遇不可求,学问随时由人做。”梁衡决定调整生活,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两年。潜心著书——写成40万字的章回体科学史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编完了他的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和一套《学文必背丛书》——这一时期竞成了他著述最丰的时期。

  毕业后.梁衡带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念和“总跟着我的,半人高的卡片箱”,回到了山西那个“没有新闻的角落”。但  。是半年后梁衡又被调进北京。

  回想逆境,梁衡写道:“人总有理想,无论大小,理想的实现是奋斗的结果,而奋斗就是克服逆境。……一生绝对顺利的人,也就等于没有在这个世上活一回。”

 成名作

  读梁衡那一代记者的文字,能感觉到某种共通的东西:透过字句能看见作者理想主义的光辉,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在戈壁、在山村、在热炕或是在猪圈采访的身影,你可以明白无误地感受到他们心灵的沉静和笑容的真诚。

  那决不是一个浮躁的年代,因之他们的成功也决不偶然。

  1980年暮春,梁衡到山西忻县采访.听说一个农村青年岳安林养猪很在行,深入采访后,把一个在那种特殊年代身受歧视的有为青年的养猪事迹写得朴实动人,“想不到一篇不经意为之的短通讯给我赢来一个记者所向往的荣誉”.《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在当年11月14日的《光明日报》见报后,出乎梁衡预料,反响极为强烈,半年不衰。

  这篇短短1800字的通讯让梁衡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先是此稿被评为1980年度全国好新闻,后来梁衡在此基础上补充采访而成的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路,该这样走》,又先后获得“青年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

  不仅如此,文章主人公岳安林的境遇也从此转折:由农民转为干部,被任命为地区科委副主任,还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我在这个北方农村的乡间猪场里第一次懂得了记者的价值。”

  在《没有新闻的角落》一书中,他重拾往事,思考记者怎样才能成名时,除了文化积累和机遇外,他尤其提到:“文章可遇不。可求,如果你决心要将某一篇文章写成名作,往往失败,你只须抱定一个当好记者的决心,倒可能遇机而成名。”

  记者与杂家

  梁衡主张记者要“杂”,并且要因“杂”而成“家”。

  他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描述最能体现梁衡自己在这方面的追求:

  “当小说家我追不上王蒙,搞科学我也成不了钱学森,教书我不如任何一位数理化教师,但这部书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写不出。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去写。”

  梁衡这段心得是由他写《数理化通俗演义》一书得来的。

  当年《数理化通俗演义》先在《科学之友》上连载,刚登了几回,这种新颖通俗的知识小说就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表到20多回,出版社就找上门来要求出书。“由于很和中学生的胃口,又是以文学形式普及科学,读者面很广,上市即销售一空。”该书先后出了4个版本,多次重印。

  其实梁衡也“没有想到自己在记者任上会写出一部科学史题材的长篇小说。”

  细究缘故,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有心和才华。

  梁衡任光明日报记者期间,常采访科学、教育界,看到中学生读书太苦、太死,又接触到科学史上那些公式、定理背后的许多生动事例,“就想何不写一部以科学为内容,以学生为对象,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小说?”

  “这事在新闻采访之余积几年之功,居然干成了。”

  老作家汪曾祺高兴地为此书提笔:“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

  老友李硕儒兴奋地读着梁衡的新著,“我惊异于他对历史演义  .文体的把握,在一部庞杂博大的人类科学发明史中,他上下浮游、左右撷采。……在他的笔下,不光人类的智慧交相进射熠熠耀目,那一位位科学大家的灵魂姿采苦搏苦斗及至命运的磨难与飞升,都史诗般地映现在我们眼前。”

  提起这本书,梁衡说:“我知道我选的这个题目,科学家不愿意干,他们手头有更专更大的课题;教育家不会写,他们有自己一套灌输知识的思路;文学家瞧不上,要写更热闹的题材。于是就空出这块三边地带,正好让我们这些记者出身,不专不深,旁门左道,但不迂不僵的作家来打天下。”

  梁衡认为,其实每一个正常智力和学识的记者,他的周围都有一块属于他的、该由他来开垦的三边地区,只不过许多人无心或畏难而错过了。

  写散文

  读过《晋祠》的人,一定会对梁衡道劲、稳重的文风留下印象。当年梁衡为光明日报副刊偶尔为之的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

  梁衡的散文,行文凝练、优美、简洁,在《没有新闻的角落》中,我找到了他文章风格的“出处”——“要做一名好记者必须有厚实的语言基础,而要打好这个基础必须认真地学散文和写散文。……新闻的特点之一就是要语言干净,这个基本功只有通过散文去训练……”

  一番话足见他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他甚至说,“苦修的结果是自己的语言功力明显提高,写新闻稿时较轻松自如。”而当他日积月累10多年后.他结集出版的散文——《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感思录》——反比所谓“易碎品”的那些新闻作品更具光彩,不知是不是梁衡没有料到的呢?

  梁衡“苦修”散文分三部分——背,写和理论探讨。

  “我每次外出采访时总要带一本古代散文选。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背那些名篇。”“这些经过千年筛选、淘汰而保留下来的佳作,犹如颜真卿、欧阳询的书法一样,在最简洁之中蕴藏了无穷的变化,而这种微妙只有在背熟之后才可心领意悟。”——背书的好,不浸味其中,恐难领会个中精妙,梁衡后来果真编了一套《学文必背丛书》,这是另话。

  到了写的时候,“在采访中见到可感可叹之事,可敬可悲之人及雄伟秀丽之景,都随手记下来,一般是先在采访本里,再整理在日记本上,这已是半成品,再修改在稿纸上。……一篇千字短文,常酝酿修改一年多才出手。”因此有人评价他“文章体于观察,含而不露.辞章规范,娓娓道来”,而“有别于当下学人”的这一风格,“有可能得益于他长期从事的记者工作”。

  梁衡写散文之外的散文理论研究。目的还是为了写散文——评判前人的作品,指导自己的创作,也就因此有人说,梁衡先是个学者,而后才是散文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衡最早在国内散文界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1981年5月,他发表《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这是最早就“杨朔模式”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散文家林非盛赞他道:“以散文家的身份而去撰写散文理论著作,这不仅在当前的文学界,就是在中国和外国的整部文学史上,也实在是很罕见的。”

  梁衡说在创作上自己“是一个既胆怯又笨的人,……于是想出一条自己的路:摸着石头过河。……这石头就是作品,踏着自己的作品摸出条过河的路,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了。”这当然是谦虚,因为无论是他的散文集《夏感与秋思》还是《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感思录》,不但奠定了他在散文界的创作地位,还确立了他在散文理论方面的地位。

  从《晋祠》雅洁的笔触、明丽的格调,到《泰山——人向天的倾诉》那雄浑飘逸的笔法,再到《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的幽幽史意缕缕哲思,我们可以领略到梁衡散文的美,难怪评论家何西来说“他是锲而不舍的追求者,……他是美的发现者”。但是,就在他于山水散文方面耕耘了二十年,成就卓著时,突然又风格一变,研究、创作人物散文。瞿秋白这样高深复杂的人物,他思索六年,凝成一篇三千字短文,《觅渡,觅渡,渡何处?》。国内报刊纷纷转载,被誉为是比专著还深刻的文字。

  作家冯牧在梁衡散文作品讨论会上说:“梁衡同志是位作家,他的散文我读过,写得很好。但是直到昨天我才知道他是新闻出版署的副署长……”

  这番话恐怕最让梁衡欣慰,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来得最为幽长和深远。多年以后,人们或许记不住梁衡的头衔,但一定读得到和记得住他的散文。

  记者本色

  1993年10月。梁衡被任命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分管报纸期刊。

  由记者到官员,由写新闻到管新闻,一脉相承的是梁衡把事情“当学问来做”。

  就如同记者梁衡主张“是记者就要是学者”一样,官员梁衡同样十分强调理论的重要。在1994年8月发表于《文汇报》的《继承与超越》一文中,他说,“继承必须超越,一是超越理论,二是超越自我。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分人为什么能领导另一部分人,就是因为他们比另一部分人多一些理论。……”

  上任两年,梁衡发表调查报告、研究论文40多篇,出版近28万字的业务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报刊的两个市场(公费市场与自费市场),报刊市场发展的三段论(从狭隘市场、无序市场到正在进入的有序市场),报刊的四个基本属性(政治属性、信息属性、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等——总结出了出版物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报纸的四个属性。

  正因为如此,梁衡把握住理论这个“钮”,先弄清思路,确定好方向,再进行具体操作,所以他抓问题抓到了点子上,所以他分管的报纸管理逐渐走向有序……

  因此有人说他“是那种靠思想靠才气工作的高层官员”。

  而梁衡却补充说,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学者的眼”,还要有“将军的胆”——由理论制定出的政策,关键还在于实行。

  实行二字,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则需要魄力。为此也常有熟人朋友埋怨他不给面子,甚至写匿名信,但他无怨无悔,不以为意,这时的梁衡,依旧还是当年的梁衡,不失记者本色。

  某报登了一条假广告,还加印了600万份,事发后许多人向他求情。正当新闻出版署党组开会研究吊销这家报纸时,一封重要的说情电报送到了梁衡手里。他随即将其反扣在桌面上,等决议通过才告诉大家。木已成舟,对不起了。

  一次他出差,在火车上买了一本某省社科院出版的学术期刊,封面标题却是“中国十大强暴案”。梁衡回京后,指示坚决处理,地方上来说情,他回答说:按“以管定批”的原则,没有管理能力就不能再申办新刊,此事若不处理,该省将不许再批一个报刊。

  家乡山西常有人来说情,他也一律照章办事,不讲情面。他推心置腹地对朋友说:“我要是不在副署长的位子上,也可能去为别人求情,尽一个孰人、朋友的义务,行不行让人家看着办。但我现在身上有责任,我松一下,整条防线就会垮。告我、骂我,我只好认了!”

  在他1995年出版的新闻三部曲之二《新闻绿叶的脉络——一个评委的笔记》序中,他一开始就说道:“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参加各种全国性的新闻作品评奖。我是把这事当作学问来做的。……”

  把事情当学问来做,这正是梁衡的执著和过人之处。他自拟座右铭目:“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所以他才在当年写新闻之余去研究科学史,在写散文同时去研究散文理论,在现在的官位上研究一些问题。除散文、新闻理论、科普创作方面的成就外,他的政治文章,也成了各大报刊的抢手货,其中一篇《跨世纪干部更要讲政治》竟获全国大奖“五个一工程奖”。他的老友李硕儒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既用力又用心。用‘力’体现在他的勤奋,用‘心’体现在他的博学和才气。无论从政从文都不止于实践,还要上升到理论,实际与理论交替,最终以理论指导实践。”

  这正是官员梁衡,也是记者梁衡、学者梁衡。

  梁衡  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现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辨析》;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感思录》。散文《晋祠》、《夏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品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