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
公告
2017-09-16
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公告(第三号)

丁酉仲秋,丹桂飘香。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0岁生日。八秩春秋易逝,不忘初心来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

2017-08-15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80周年校庆有关事宜的声明

近日我校接到举报,反映有不法分子以所谓的 “校庆组委会”的名义发布书画展通知。为维护我校声誉,保证社会相关人士合法权益,特作如下郑重声明。

2017-04-26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发布80周年校庆主题和标识的公告...

2017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0周年校庆。 本次校庆将以“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为主题,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以贯之、广为延续的的光荣传统,凝结了学校从战火中走来、在时代中奋进的精神品质,反映了学校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理念

2016-10-03
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公告(第一号)

岁月不居,春秋代序。当2017年金秋灿烂,层林尽染之季,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八十华诞。我们怀着欣喜的心情,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各界朋友,向全体师生员工,向心系母校发展的广大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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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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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胡松华

  纵马长歌行万里  情在民族艺海中

  ——记华大校友、歌唱家、作曲家、书法家胡松华

  他从巍峨的雪山走过,他向辽阔的草原奔去,他从美丽的柳林驰过,又从温暖的海岛归来;他深入过边疆万里47个少数民族,他被成吉思汗的子孙和格萨尔王的后裔视为兄弟。然而,他不是位旅行家,而是被各族人民誉为“我们自己的歌唱家”的胡松华。

  胡松华被中国备民族所喜爱,他受到蒙古族古典牧歌之王、回族“花儿之王”、藏族藏戏之王甚至京剧大师们的称赞。

  而他又被外国音乐界所推崇,世界音协主席、多名世界著名歌唱家以及各国听众对他的演唱表示赞叹。

  胡松华——从50年代一直高唱到90年代的歌者,他的身后没有谜,只有一条弓背形的长长的路:演戏—绘画—歌舞—歌剧—纯唱,在艺术的殿堂里,他踏遍了每一个角落。

  割爱丹青上舞台

  胡松华是满族人、八旗子弟,父亲虽为中医却嗜书画一生。胡松华自幼受熏陶练上了书画,家中还为他请了中西两位画师严教绘画。中小学时,他的美术作品已多次获奖了。

  “1949年,我和几位同学怀着追求革命的一腔热情,决心寻找一所最艰苦的大学读书,锻炼自己。这样,我们来到了硝烟刚散的正定华北大学分校。”胡松华对母校至今记忆犹新。

  华北大学的条件是够艰苦了,一人一个小马扎听课,不仅自制粗纸,连墨水都是槐树豆熬成的。

  然而就是在那里,胡松华得到的一切使他受益终身。在采访中,他很动情地总结在华大的收获:“一是追求真理知识的热情,二是扎根于人民的思想,三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四是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的专业技能。这些一直贯穿了我的大半生。”

  在华北大学的日子里,胡松华开始接触到革命的文艺。他被选入了华北大学文艺工作队,演上了话剧,画上了宣传画。一次到冀中地道战地区为群众演出中,他病倒了,一位大娘悉心照顾,给他煮粥、换巾、熬药,……。“那时,我真正感到了母爱,我是和人民连在一起的。”

  而原本打算毕业后仍舞丹青的胡松华,自己也没想到:一上舞台,他就没有再“下来”。毕业时,华北大学三团派干部,从分校选调了十名年轻人,其中就包括胡松华。他回忆说:“当时我们坐在开往北京的闷罐货车里,大声唱着歌:‘年轻的人,火热的心……’浓烟、雾气掠面而过,我意识到自己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边关几度歌为证

  1950年,胡松华又被选调到中央访问团,参加大西南少数民族文艺调查研究及学习创作演出。在滇西北,他迷上了中旬高原的藏族山歌,便天天学日日唱。50年代初,胡松华正是以一组藏族山歌初震歌坛的。

  也是从那以后,胡松华开始了漫长的边关之行。“我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到各民族中去。”他解释说:“因为我是从事少数民族艺术的,我不去深入生活,不向各民族学习、不吸吮那里生活和艺术的乳汁,那么,我的演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人们或许还记得,1980年,胡松华和妻子、舞蹈家张曼茹举办的独唱独舞晚会震动了京津。为此,1981年中央电视台特地录制了长达一小时多的专题文艺节目《并马高歌》,报道了他和妻子多年来并肩跃马、深入边疆同歌共舞的艺术生涯。

  胡松华是骑在马背上的歌手。他说:“我常在雪山和草原上观察雄鹰的活动形态,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坚实的技巧磨炼就象鹰的两只坚强的翅膀,我只有展开有力的双翅才能保持平衡奋飞高远……”他长期师从蒙族牧歌之王哈札布、回族“花儿”之王朱仲禄、藏戏之王札喜顿珠及维族、朝鲜族歌师阿依木莎、金声民等。

  为学好技艺高难的蒙族古典牧歌,胡松华随老师哈札布多次并马长歌在草原,又多次深入到伊克昭盟、锡林格勒盟、呼伦贝尔盟的牧民和摔跤手们中间去进行同吃、同住、同歌舞、同牧猎的生活体验。他常说:“要唱好马背上的歌就要靠‘马背上的感觉’,不能用‘沙发上的感觉’唱牧歌。而‘马背上的感觉,只有在和牧民兄弟同放牧共驰骋的马背上去寻找”。一次,在锡盟草原上,他在蒙古包里为一位双目失明的阿妈唱起牧歌《小黄马》,歌声中老人激动地紧握住他的双手,颜面上热泪纵横,泪珠点点滴落在他们紧握的四只手背上。歌罢,阿妈说:“你是从北京来的娃娃,能到这破旧的蒙古包里来看我,还用蒙古人的嗓子为我唱这么好的歌,我这心就象滚烫的奶茶,你的声腔和我死去的儿子一模一样啊……。”当年在大西南向藏族同胞学唱难度很大的各种山歌时,他也下了长期苦功,那时常常是马背上“长行军”,一走就是几十天,这倒为他提供了向“超级歌手”们——“马锅头”们(马帮头头)精学唱艺的好机会。长途跋涉中何以解闷?唯有歌唱。跨马背枪的“马锅头”掩耳长歌在前,全身藏装的胡松华掩耳轻哼在后。夜晚安营扎帐,篝火野炊之后,伴着酒香歌声又起。他又在“歌师”身旁潜心习练。一程程一日日,一旬旬一字字,忽然一天,前面“歌师”高唱了上句山歌“阿钟”,后面马上有人用清新的嗓子放声以藏语对唱了下旬,“马锅头”惊回头,哪来的藏族新伙计?原来是来自北京的小伙子——胡松华。众藏胞兄弟惊喜欢呼“亚莫谢扎都!”(真正好啊!)类似的故事在云南阿诗玛的故乡、在新疆天山南北、在甘肃高原的回民族聚居区、在白山黑水的屯屯寨寨比比皆是……。

  在深入边疆的日子里,他还不忘读书,各民族的民族史料大都是在马背上读完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松华受到了各民族的欢迎和厚爱。他的老师哈札布盛赞道:“你能用我们蒙族嗓子唱好连蒙古人都难得唱好的长调牧歌,能让蒙族听了喊‘赛汗道勒吉!马奈胡松华’(唱得真好啊!我们的胡松华),真是不容易呀!”藏戏之王札喜顿珠称赞:“一个北京小伙子能唱一口地道的康马山歌就不容易,如今又和我们同唱藏戏,这和藏人唱京戏一样难啊!”

  歌峰登顶广蓄积

  1960年,胡松华在北欧一场演出后,瑞典皇家歌剧院的一位歌唱家对胡松华说:“当年老国王训导我的父辈们要伸出右手去拿意大利人的声音,伸出左手去拿俄国人的表演,看来您也这佯做了。令我们羡慕而又难以做到的是,您更多了一个古老中国奇妙的百宝箱,您将永远比我们富有。”

  谈到“中国的百宝箱”除了指他那中西合璧的精湛多彩而表现博广的歌艺之外,又要回到胡松华的书画生活。至今,他的书房中除了从边疆各地带回的少数民族工艺品外,剩下的就是满墙的书画作品,笔架上几十支大小各异的毛笔画笔,几十个精致的篆刻石章,1982年经专家举荐他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胡松华从备民族艺术吸取精华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广泛地汲取营养。他认为:书法绘画和歌唱之间有许多共性,如三者都讲坚实的基本功,其根乃在于气法(沉气、凝神、入境),只不过气一行于笔端,一行于歌喉。他总结说:“歌唱乃有声之书画,书画乃有形之歌声”。他的书房门上挂有启功先生题写的匾额“养气斋”,每天他歌、书、画、剑四艺并练不辍,互补气功,又为自己编了一套“呼吸技法操”,这大概是胡松华“年长声益壮”的秘诀吧。

  胡松华不仅寻找中国的百宝箱,他还把视野投向了世界。他常说:“中国的艺术家应始终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和风骨,他应象一棵龙形劲松,将根深扎中华沃土,而伸展枝叶吸收宇宙间一切营养,然而绝不能渐变成法国塔松和美国红松。”当他学习外国的演唱技法时,坚持“借外而不崇洋”的原则,把外国的先进发声技巧很好地融合于中国的民族歌唱中。

  胡松华“借外”应从他的声乐启蒙老师郭淑珍教授算起。他入民族歌舞团后,又在杨彼得教授指导下苦练发声基本功。1957年一1960年问,胡松华在上海声乐研究所断续地进修三年,主修欧洲美声唱法技艺,他采用了博汇兼听的学习法,经常来往于研究所内外各学府之间,实践了京剧大师盖叫天先生嘱望的“学时一大片,用时一条线”的法则。而胡松华的刻苦勤奋为学友共认:星期天他全天关在欣赏室里听各国大家的唱片,常为攻克声音难关废寝忘食,甚至走错街路,……。

  另外,胡松华出访过20多个国家,在访问期间,他与各国音乐界的朋友广泛交流,扩大了视野,不断充实着自己。

  正因为胡松华广学博采,在1990年10月北京音乐厅举办的《中国当代十位男高音歌唱家荟萃音乐会》上,才会出现音乐厅演出声乐节目中少有的受欢迎的盛况。在用宏亮豪放的歌声唱完意大利名歌《登山缆车》和他的新作蒙族歌曲《马背上的祝愿》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曲之后,掌声不息,在观众一再要求下,他演唱了“中西合璧”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音乐宝鼎中璀灿的明珠”——《赞歌》,台下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一首非同小可的意大利《托赛里小夜曲》又陡然改变风格,感情深沉,给观众留下特殊而更为美好的印象。

  难怪“意大利歌王”帕瓦罗蒂在香山与胡松华对面交流后曾惊叹:“我在听您演唱前,没敢想象世界上能有两条以上歌喉的歌唱家”。

  自谱新曲独放歌

  胡松华唱的歌,尤其是他的成名歌,大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60年代前,胡松华已名传边疆。1961年,他参加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节演出中,由于自编自唱的《森吉德玛》和《丰收之歌》轰动上海,才名蜚内地歌坛。

  1964年,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中,周总理指出“伟大节日”一场应增加一段蒙族男声独唱加强节日气氛,任务落在胡松华身上。当时胡松华正好结合刚从内蒙锡林格勒大草原深入生活的体验,一夜之间奋笔作词编曲,东方拂晓歌稿交上。三天后周总理约陈毅元帅等在人民大会堂现场演出中实地审查名曰《赞歌》的一段蒙族歌舞,高兴地一遍通过。陈老总在观众席中双手过头鼓掌的情景,至今令人激动。

  《赞歌》已传遍了神州,且远渡重洋。近年来,胡松华又新作新唱了《马背上的祝愿》、《高唱酒歌》、《努尔哈赤的骏马》等数十首歌曲。这些当然与他多年生活积累分不开。为写《马背上的祝愿》,他曾两度专门瞻仰成吉思汗陵,他说:“许多感人的事物应该写成歌,但不亲到现场的氛围里写不出来!”胡松华热爱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尤其是民族英雄:岳飞、戚继光、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林则徐、邓世昌……为写邓世昌的歌,他专门去了威海卫刘公岛。

  有的作家评论胡松华,说他给歌坛带来了一股“阳刚之气”,这正是胡松华多年来热爱多民族艺术和祖国山河,长期抒发对壮丽的大自然、对各族英雄的珍爱之情所塑造出来的艺术个性!

  纵马高歌不停蹄

  回首往事,荣誉如云。胡松华曾为轰动一时的《阿诗玛》配唱;他曾主演大型歌剧《阿衣古丽》;他在20多个国家的人民心中留下了自己美好的歌声;他被报刊誉为“没有危机感”的歌唱家,……。

  在这些面前,胡松华毫不陶醉。他已年近花甲,但仍满头黑发,双目凝神,谈吐有力。现在,他正在策划一部大型音乐艺术系列片《长歌万里情》,其中将收录他纵马边疆42年吟唱出的大量保留曲目和平时内地难得听到的精彩新作。

  胡松华,象永远骑在马背上的歌手,向着无垠的地平线奔去。

  他热爱大自然、歌唱大自然。他常说:“只要马背上草原有路,又何必大都市虚榜题名?!”

  让我们祝愿这位歌唱家,象他笔下的神勇骏马,永远驰骋高歌,永不停蹄!

  艺术上要向高峰攀登

  生活上要向底源深游

  ——胡松华

  胡松华,歌唱家、作曲家、书法家。1932年生,北京人,满族。1949年任华北大学第三文艺工作团演员。1952年组建中央民族歌舞团,后任艺委会副主席兼歌队队长及独唱演员;1972年起任中央乐团男高音独唱演员,现为国家一级演员。是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并出访20多个国家。自编并演唱了《赞歌》,饰演歌剧《阿衣古丽》中男主角,录唱音乐故事片《阿诗玛》中男主角的全部唱段。自写自唱的歌曲还有《森吉德玛》、《丰收之歌》及近作《努尔哈赤的骏马》、《马背上的祝愿》等,在继承多民族传统及吸收欧洲美声唱法精华,进行结合探索的40年中取得富有影响的成就,得到国际音协主席梅纽因等中外权威的高度评价。他的歌曲、书画作品和论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十余家省报。1965年获西哈努克亲王授皇家骑士勋章;1981年获文化部新创作演唱评比一等奖;1990年获中国音协等颁发四十年优秀歌曲首唱奖和优秀创作奖。1989年被新加坡聘为该国中华书学协会评议委员会评议员。

(原文刊于1992年4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二集)》)

刘强东

  坚守成就梦想  坚持铸造辉煌

  ——访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

  刘强东简历

  刘强东,1974年生,江苏省宿迁市人。199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98年创办京东公司。2004年正式创办“京东多媒体网”(360buy京东商城前身)。现任京东商城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2011年入选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12年入选《财富》(中文版)中国最具影响力50位商界领袖。

  从2004年创立至2010年,京东商城跃升为中国首家规模超过百亿的网络零售企业,销售规模占据国内网购零售份额的32.5%。而传统渠道商国美从创立到销售额突破100亿元,用了整整15在……

  2011年初,京东商城获得融资共计15亿美元,这是中国互联网市场迄今为止单笔金额最大的融资。以此,京东商业模式和出色的经营业绩得到认可,对于正在发展的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可谓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一直怀着坚定的信念走在创业的道路上,书写着一个又一个传奇。

 背着鸡蛋走进人大的寻梦男孩

  18年前,一个来自江苏的大男孩背着两个包裹走进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包裹是他随身携带的书本和衣服,而另外一个包裹里满满装着76个煮熟的鸡蛋。原来在当时的江苏,孩子考上大学后亲戚朋友流行送煮鸡蛋,于是这个考上名牌大学的男孩在亲戚朋友的祝福声中收到了这76个鸡蛋。

  男孩不想浪费,在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他从来没进过食堂,一天三顿吃的都是煮鸡蛋。所以自此以后直到今天,他都再也不想吃白水煮鸡蛋了。这个可爱而又勤俭的男孩就是刘强东。

  当被问及当初为什么选择人大社会学系的时候,刘强东很认真地说:“主要是因为受高中老师影响。本来我物理、化学非常好,想选理工科的学校。但是我的高中老师极力劝说,希望我不要搞研究。他认为他教的学生都应该是非常正直、善良的,选择人大会有更多的机会走‘学而优则仕’之路,这样可以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而不只是为了自己。”

  在大学的四年里,刘强东把自己课余的每一分钟都用到了学习上,除了专业课程,他还花大量精力在工具性学科英语和计算机编程上。那时候,计算机还没有普及,学校里的计算机还比较缺乏,为了能更好地学习,经亲戚介绍,刘强东去了北京西郊门头沟一家单位学习编程。每天晚上八九点钟一下课,他就以最快的速度奔到学校东门坐320路或336路公共汽车。到单位大概11点钟,一整夜不睡觉地写程序,第二天早上8点钟要赶回学校上课。他甚至在很痴迷的时候一星期只睡十几个小时。虽然课下如此辛苦,但刘强东绝不耽误自己的学业,大学本科专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担任了社会学系学生会副主席。

  “比别人多流一滴汗”,这是刘强东的人生格言。厚积而薄发,在中国人民大学,刘强东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积累。

  刘强东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梦想所在和他在人大学习期间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分不开的。

  大一,3分钱抄一个信封,月入2000元。

  大二,抱着2.5折进价的精装书,去各个写字楼推销。

  大三,依靠编程这项专长,他参与到了一些政府和农村的信息化建设项目中,并挣到了十几万元。这是他的第一桶金,也使他成为当年人大赚钱最多的学生。

  追根溯源,刘强东的祖上本是湖南驶船世家,公私联营时家产、船只都被收回,父母变成工人,但上世纪80年代政策允许开放私营经济后,刘强东的父母就买了一艘9吨的小船,开始做生意。他们告诉刘强东,一个人一辈子要把一件事做好,要靠自己的辛勤过日子。父母的这番话树立了刘强东一生的价值观:坚持、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情。

  不怕失败再进中关村的织梦青年

  大学四年级,靠着赚到的第一桶金和借来的十几万元,刘强东盘下了中关村附近的一个饭馆,第一次开始实践自己的创业梦,这一次不太成功的创业经历给他上了很好的一课。  在刘强东接手这个饭馆之前,店员们薪水很低,住地下室,平时老板只给他们吃快要变质的或者客人剩下的菜,老板亲自采购和收银。刘强东买下饭店后,把所有店员的薪水上调一倍,改善住宿条件,每顿饭都是2荤2素新鲜食材做的菜,由店员采购和收银。因为要上课,他每周只去店里两次。他想的是,我对你们这么好,这么信任你们,你们自然也会投桃报李。谁知,接手之前盈利的饭店,不到一年时间,不只赔光了他赚来的第一桶金,还搭上了借来的钱。刘强东这才发现,员工平时吃饭,不光吃好菜,还要喝好酒;采购员为了赚钱,报账时多报;收银员为了自己赚钱,瞒报营业额。

  这次失败对刘强东的打击很大,“为什么对员工这么好得到的结果却这么悲惨”一度成为使刘强东非常彷徨的问题,那之后有半年的时间他对人性丧失了希望。但对创业那份执著的坚守又很快使他恢复起信心,决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刘强东总结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在于将信任和管理混为一谈,“对员工一定要信任,但信任不等于没有管理。让你加入团队就是信任,但要通过制度、规章、流程加以管理,有互相监督的体系。”

  就这样,1996年大学毕业时的刘强东,由大学期间最富有的在校生变成了离校后负债最多的毕业生。然而不肯气馁的他决心先好好学习管理经验,为以后的创业打基础。于是他选择了一家以管理著称的日资企业工作。

  这家日资企业实行的是轮岗制,从计算机信息化到物流岗位,再到采购,刘强东通过轮岗对公司所有的环节了如指掌。在工作之余他除了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大量管理方面的书籍外,还要编程赚钱还债。日子就这么紧张而充实地过去,很快,刘强东还清了所有债务,并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次积累。

  怀揣着一肚子管理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刘强东辞去了当时高薪的工作,决定自己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实在是无法控制自己内心创业的冲动”。1998年6月18日,刘强东打破三个小猪存钱罐,拿着12000块钱,骑着“二八”自行车,跑到中关村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坚守诚信默默独行的追梦勇士

  第二次创业,刘强东将目光转向了IT零售业。他在中关村海龙市场前面的海开市场租了一个最便宜的柜台,代理销售刻录机,建立了最早的京东公司。

  当时海开市场的柜台可以说是中关村中位置最差的,市场总共仅有32个柜台,由于人流少,一年之内租出去的柜台数不超过5个。客观条件的劣势就决定了京东公司从创立那天开始就随时面临倒闭的危险,“如果第一个月不能赚钱的话,京东公司存活期都不到一个月。”刘强东明白,为了有客户就必须宣传自己。于是他放下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架子,亲自在中关村的马路边上发传单来吸引企业用户,“前两三个月,公司几乎是就我一个人,天天拿着宣传单站在楼下发。”

  在代理销售过程中,刘强东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坚决不卖假货和水货。皇天不负有心人,诚信使刘强东的京东商城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人气,第一个月京东公司盈利将近1万元,3个月后有了第一个员工。刘强东靠自己的汗水与诚信完成了自己创业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生,天天卖电脑配件站柜台,会被认为是走下坡路,令很多人都瞧不起。有些爱面子的刘强东将自己创业的事情向父母隐瞒了3年,在创业的那几年他一直告诉父母自己在一家外企工作。“一直到2001年,我母亲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在人大东门,要我过来接她,我创业的事情才露馅了。”

  看到刘强东创业,他的母亲很自责,认为自己没有教育好他。在她看来,一个人大的毕业生去中关村摆柜台就是不务正业。母亲的态度让刘强东很痛苦,然而这种痛苦不光来自母亲的不理解,还来自自己的女友。“我创业的时候有个女朋友,那时候她在读研究生,有时候下课会跑到我那,看着我说,难道你一辈子就要这么生活下去?”

  刘强东谈及当时创业的这段经历仍有很多感触。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外地人来北京创业,没有资金、没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人,不过怎么苦与累都不算什么,最痛苦的莫过于周围的人不理解。“如果这个世上没人能理解你,包括自己的父母、恋人,那么你要做的只有坚持。”

  正是由于这份对梦想的坚守与坚持,对理想的不抛弃、不放弃,3年后,他的柜台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光磁产品代理商,营业额突破6000万元,个人财富积累也实现第一个1000万。

  临危不乱华丽转身的圆梦智者

  2001年,代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每年净利润几百万,刘强东却开始思考转型,“我意识到继续做代理没有价值了,要么往上走做分销,要么往下走做零售抓终端用户,我选择了往下走”。结果开零售店也很顺利,如果坚持到现在,也许京东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国美。

  就在刘强东踌躇满志的时候,2003年,一场始料未及的危机让刘强东作出了重大的抉择。“非典”的爆发让原本车水马龙的中关村门可罗雀,也让刘强东的生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没有人流,再便宜再好的商品也卖不出去。如果“非典”6个月不过去的话,京东公司就要第二次面临倒闭的危险,怎么办?刘强东马上就想到了互联网,既然跟用户不能面对面交易,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就是很自然的选择。

  刘强东于是就把货物搬到了网上销售,这个转型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2004年刘强东终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关闭所有线下店铺,专注线上交易,专心经营京东网上商城。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注,虽然电子商务运营效率高,可降低运营成本,但毕竟线下的门店经营都已成熟,“我曾经算过,那时我的资金只能支持‘京东网上商城’1年零3个月,如果输了,京东公司就要第三次面临倒闭的危险。”

  由于在做零售时京东公司良好的口碑,没有媒体推广,没有频繁曝光,没有自我炒作,仅依靠其用户的口口相传,在过去4年多的时间里,京东商城从零开始到成为中国电子商务界的领军企业,并获得今日资本投资集团超过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一切就发生在刘强东和他的京东商城身上。

  如今,京东商城注册用户已超过660万,每天有25000张以上的销售订单,每月有超过5400万人次的浏览量,连续5年保持300%以上的发展速度,占据了3C(通讯产品、电脑产品和消费电子类产品的总称)网购市场40%以上的市场份额,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京东商城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网上沃尔玛”。

  重返母校回首创业的解梦“前辈”

  如今回到母校人大,走在校园中,刘强东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18年前自己背着70多个鸡蛋走进校园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时光如梭,在刘强东看来,“其实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都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像流星一样,全世界能对人类有影响力的人很少很少。我从来没想做那样的人,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每天做有价值的事情,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就很好了。我希望跟我接触的人,能够像我一样去拼搏,少点打游戏的时间,少点K歌的时间,多做些实在的事情就行了。”

  面对小师弟、小师妹们,刘强东说,10年、18年可能会很快过去,要抓住大学中最美好的时光,多学些知识。得知很多同学像自己当年一样胸怀创业梦想,他提出了几点建议:

  坚守自己的梦想不放弃。创业的道路就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在很多很多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能理解你自己。

  一定要学会坚持。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创业过程中肯定会有挫折和失败。机会随时存在,只要坚持,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希望大家能够坚守诚信。不坚守诚信而能够成功的人,我没见到过。

(原文刊于2012年9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六集)》)

胡福明

  伟大历史转折中的重锤响鼓

  ——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福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推出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这篇文章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为批判“两个凡是”的檄文,使一场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兴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生于1935年7月,1959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2年1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即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从助教、讲师直到副教授、副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1982年11月至1985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6年1月至1995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1993年兼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1988年任教授。1984年12月至1994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95年2月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仍兼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在“文革”中,胡福明蒙受了灾难。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被打成“黑帮”后,胡福明也被打成“匡亚明黑帮”一分子,于是被批斗、游街,祸及全家。但是,由于胡福明出身好,本人历史清白,所以“造反派”抓不到什么“把柄”。南京大学恢复招生后,胡福明继续在校任教,并负责全系的教学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个月,《人民日报》在关于南京大学师生员工揭批“四人帮”第一次大会的报道中,就用了上千字的篇幅写到胡福明的发言内容。接着,在江苏省召开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第一个上台发言的又是胡福明。从1977年12月起,胡福明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四人帮”的谬论和罪行。

  1977年春天,揭批“四人帮”的热潮突然冷却。这引起了胡福明的苦苦思索:原因在哪里?当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原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突然降温、刹车,根子就在当时中央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当中国即将出现历史性转变的时刻,“两个凡是”的提出在本质上是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当时,胡福明意识到,中国已处于重大历史关头:要么坚持“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中国人民将摆脱不了“左”的磨难;要么改弦更辙,否定“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重新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作为一名有使命感的共产党员和有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的胡福明,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批判“两个凡是”,中国的出路就在否定“两个凡是”,只有否定“两个凡是”,才能真正拨乱反正。

  经过近半年反复思考,到1977年6月初,胡福明下定决心,要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武器,批判“两个凡是”。但这是当时中央的方针,哪一家报刊能发表这类文章呢?胡福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绕弯子”、“找替身”。这个“替身”就是林彪的“顶峰论”、“句句是真理”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胡福明认为,“两个凡是”与这些谬论在哲学上是一路货色,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所以,拿“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来作“两个凡是”的“替身”予以批判同样能在思想上拨乱反正。那么,提出什么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呢?这又是个难题。胡福明认为,只有在剖析“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的内容本质中寻找。这时,他梳理出两个选择,一是宣传“实践论”,一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经过了个把月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到1977年7月初,胡福明终于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基本论点,批判“两个凡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观点切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

  当胡福明把文章主题、观点、布局基本确定下来,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写作提纲时,他的妻子生病住院了。他每天晚上要去陪夜照顾。天气正热,蚊子又多。有时无法入睡,他就在医院走廊上看书,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中有关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内容一一摘录下来。经过五、六天的构思,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这时已是暑假,他坐下来整理提纲,又花了一周时间,写成初稿。然后,经过3次修改,在1977年9月初他把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的王强华。

  在当时“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沉闷背景下,胡福明写成的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谈何容易!文章寄出后四个月没有消息,为什么呢?这里固然有一个文章的编审过程,《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力求使文章的论述全面准确,不授人以柄;更重要的还在于文章需权威人士“一锤定音”,选择“最佳时机”加以推出。

  直到1978年1月份,胡福明才收到《光明日报》王强华的回信,并附来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小样。信中说,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之后,又经过3个月的往返,文章修改了数次,《光明日报》原本决定于4月2日在哲学版上刊用,但由于报社内部对文章有不同意见,因而迟迟未能发表。然而,历史老人还是不吝机遇。《光明日报》总编易人了:杨西光走马上,壬。胡福明的文章摆到了新任总编杨西光的案头。杨西光看了很高兴,对这篇文章十分赞赏。杨总编认为这篇文章如果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的分量,使之更有战斗性。

  当时,胡福明正从南京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会议。趁这个机会,他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修改文章。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杨西光又把胡福明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住下,继续修改文章。最后在《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帮助修改下,文章才基本定稿。在此期间,杨西光多次去看望胡福明,跟他交换意见。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光明日报》随即公开发表。”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胡福明的名义,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胡福明同意了这样的做法。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决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而《理论动态》的文章在发表前照例要送胡耀邦审阅。头一回,胡耀邦在清样上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这个圈是“圈阅”之意,表示胡耀邦同意发表此文。第二次审阅时,胡耀邦说:“我以为这个稿子可以了。”这就是文章的最后“拍板”。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位置推出了此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即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一天,由于新华社的转发,全国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此文。5月13日,转载的省市级大报有16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不仅立即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共鸣和支持,而且掀起了一场批判“两个凡是”的理论风暴。

  当时,这篇文章发表后也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有的甚至指责文章是“砍旗子”、“丢刀子”,罗织了几大罪状。这样,文章引起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还是搞“两个凡是”、维护“文革”理论。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政治上、理论上有力的支持。

  胡福明的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中全会还提出了改革的任务。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主要是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前夕,率先冲破了思想理论上的“禁区”,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成为批判“两个凡是”的重锤响鼓。

  胡福明  生于1935年7月,1959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2年1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1982年11月至1985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6年1月至1995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1993年兼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1988年任教授。1984年12月至1994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95年2月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仍兼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至今。

(原文刊于1997年10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第三集)》)

陈锡添

  怀激情写东风

  ——记《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陈锡添

  1992年3月底,发生了一件中国新闻史上重大的事情。

  3月26日至31日间,我国所有重要传媒和海外许多有影响的大报“不约而同”地在头版位置转发《深圳特区报》的一篇11 000字的纪实长文《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对创造新的舆论环境,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4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接受日本驻华记者采访时谈到这篇报道,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重要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党的总书记给了《东》文以充分的肯定。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6届毕业生、现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陈锡添。

  

  陈锡添,广东新会县人,1941年2月出生于上海。后来,在春风十里的金陵古都,陈锡添度过了欢乐的孩提时光。为了陪伴家乡孤独的老祖母,父亲把他一人送回老家新会读书。

  年幼的陈锡添禀赋很高,小学、中学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新会是“莺啼不选树,鱼戏不惊沦”的水乡泽国,树木葱茏、荔枝火红……陈锡添陶醉在这色彩浓重的南国水乡画卷里。一也要用最美的语言来描绘故乡。泰戈尔、海涅、普希金、艾青、屈原、陶渊明……占今中外的诗人留下的名篇佳作令他如痴如醉。他深情地眷恋着文学,美丽的大自然给了他最初的创作灵感和冲动,中学时代他就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在新会中学已小有名气。

  1961年,陈锡添以第一志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祖母的纯朴、慈祥,从小熏陶了他真诚善良、乐于助人的性情,远离父母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处理问题的能力。刚进大学,他就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

  在人民大学期间,陈锡添凭着一股子韧劲儿,在知识海徉中纵横驰骋。他在学习上出类拔萃,又能团结同学,大二被选为系团总支副书记。实习期间到首钢采访,在北京的《支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还在《中国青年报》及其他报刊发表文章,他的才华日益显露出来。他的同班同学保育均(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回忆说:“同学们每谈起将来个人的发展趋势时,大家公认他兼备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家的气质。”

  

  1966年,陈锡添以优异成绩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北日报》工作,凭着在学校练就的扎实功夫和“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干劲,担起了写评论、社论和“本报编辑部”文章的重担,新闻业务能力迅速提高。

  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陈锡添1970年调入鄂西北深山中的东风汽车公司(原二汽)设备制造厂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的二汽虽说是国家重点企业,但由于工厂地处深山老林里,条件相当艰苦,陈锡添对当年的印象是:住在农民家里,租的房子,点马灯,住芦席棚,生活艰苦,精神却非常振奋,大家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拼尽全力。

  1973年陈锡添经不住“无冕之王”的诱惑重操本行,调入《东风汽车报》(原名为《二汽建设报》)工作,担任记者组组长。他深入基层,接触工人群众,采写了大量的通讯及报告文学作品,同时撰写了短评、社论等,成为报社的业务骨干。已退休的《东风汽车报》总编辑黄洁民说:“陈锡添功底扎实,是个难得的新闻人才。”

  考虑到照料母亲及思念家乡,陈锡添于1978年调到广州外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历史和政策,写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党史论文,在省级研讨会上宣读或被收进论文集里,他的埋论和政策水平与业务水平并驾齐驱。1979年他赴北京出席了中共党史学会成立大会。无论干哪一行,他都干得让人刮目相看。

  然而,工作再累,生活再苦,他从未放弃过文学的梦想。在教学之余,他挤出休息时间拼命爬格子写作。他在《解放军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文艺》、《文汇月报》、《南风》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散文、杂文、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1982年,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人物传记《记饶彰风》,连载10天,引起港澳同胞的广泛关注,受到当时《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的赞扬。由于他在教学中积累下丰富的党史知识,在刻画人物时,注意将人物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起来,他把饶彰风这位广东省文艺界的革命斗士塑造得极为成功,使读者从中颇受鼓舞与启迪。就是在这个时期,陈锡添的作品融人了更多的时代气息。他睁大眼睛,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拂大江南北,他明白时代正在谱写中共党史新的篇章。

  

  虽然他在党史教学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然而,记者之梦,依然顽强地在他心头延续着。他的潜意识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正在骚动、奔突,驱使他的生命之舟驶向新的里程。

  1983年10月,陈锡添到深圳观光,被深圳如火如荼的改革势头深深打动,他爱上了这座朝气蓬勃的贼市。当他听说《深圳特区报》将从周报改为日报,他知道改变自己发展道路的机会就要降临了,于是迈着自信的步伐来到报社毛遂自荐。

  连陈锡添自己都没有料到,《深圳特区报》的调令这么快就到了广州外语学院,通知他12月1日到报社上班但是外语学院却没有很快放人,因为陈锡添已成为教研室的骨干教师,他在党史研究方面有卓越成绩,尤其是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陈锡添满怀激情与冲动,给院长写了一封感情充沛的长信,倾诉自己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与执著,院长终于答应了他的清求。

  1983年12月30日,陈锡添正式成为《深圳特区报》的记者。这一年,他42岁,他一头扎进工作中,积累数年的激情与灵感喷薄而出,白天采访写稿,晚上撰写长篇报告文学。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仿佛一夜之间变得与这座城市一样年轻。短时间内,特区报上频频出现陈锡添的作品,从通讯到特写、专访,从消息到评论乃至社论,新闻记者的“十八般武艺”他都得心应手,成了“全把式”。陈锡添奔走于深圳的大街小巷、村镇码头,感受着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他以自己丰富的采访阅历为底蕴,用饱蘸深情的笔把身边的人与事记录下来,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作品。1985年发表的《历尽坎坷志未磨》用诗一样的语言记叙了著名诗人、翻译家梁宗岱坎坷的一生,他在文中为诗人最终获得公正的评价欢呼雀跃,他用笔热情讴歌拔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他笔下,有勇于开拓的企业家、刻苦钻研的工程师、运筹帷幄的总经理、医术高超的美容师、才华横溢的老艺术家……他们都是为深圳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时代弄潮儿,陈锡添用笔来为他们所成就的事业喝彩,为他们继续创业摇旗呐喊。后来,他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名为《风采集》,《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都刊发文章对此著作给予好评。陈锡添1987年成为广东作家协会会员,1993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7年5月,陈锡添被任命为《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1987年他作为重要人才在深圳市委组织部备案。同年,广东省新闻界第一次评职称,在报社众多新闻工作者中,他惟一被破格评上“副高”。1992年,他又评上“正高”职称,成为当时深圳仅有的三位高级记者之一。

  正因为陈锡添从业以来,不断锤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政冶和业务水平,成为深圳新闻界有影响力的记者,才有机会接受重大的采访任务,如采访江泽民、李鹏等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深圳的任务,直到1992年,水到渠成地成为采访邓小平南巡的文字记者,写出了独家新闻,迈向了事业的高峰。

  

  1992年1月18日下午5点,陈锡添接到市委的通知:邓小平同志明天上午9点到深圳,明天一早,随同市领导到火车站迎接,并采访邓小平同志此行的活动,同时他被告知,他是深圳市媒体此次采访的惟一一名文字记者。

  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已是88岁高龄,这次是时隔八年之后再临深圳。“此事非同寻常”,记者的直觉和社会责任感使陈锡添格外兴奋,他认为,在这非常时期,单是“邓小平来深圳”这六个字就是大新闻了,足以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五天的采访里,为了更准确地听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言一行,陈锡添想尽办法“抢占”最有利的地形,紧紧跟随邓小平同志,有几次甚至成为邓小平同志的“贴身保镖”、在每一次活动的间隙,他都要找市里陪同的领导同志核实和了解实情。晚上则整理记录,每天都要做大事记到凌晨两三点。

  “一定要很好地把这些报道出去!”邓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使陈锡添感奋不已;新闻工作者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责任感、使命感,更让陈锡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然而,当他向有关领导同志请示发稿时,回答是:暂时不做报道。

  春节刚过,他就参与了《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的写作,执笔其中的《要搞快一点》、《要敢闯》两篇。这“新春八评”将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的一系列谈话要点,巧妙地穿插进去,观点鲜明、文风清新,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十几天内,海内外多家重要传媒,包括《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纷纷转载。陈锡添和他的同事们在尽力制造着准出邓小平南巡谈话长篇报道的机会。

  3月19日,陈锡添受命与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深圳特区报》社长吴松营同志,执笔撰写深圳电视台制作的邓小平同志南巡电视片的解说词,21日,长达9 000字的解说词脱稿。22日是个星期天,他在《南方日报》上看到一篇千把字的通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这时,陈锡添恍然意识到:“为什么不写出来再去考虑发还是不发这个问题呢?”他回到家中,扒了两口饭,立即铺开稿纸,奋笔疾书。早已烂熟于心的第一手材料使陈锡添能厚积薄发,文思泉涌。报社主要领导大力支持他的举动,为抢时间,他们采取边写边发排的办法。到24日,11 000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气呵成,当晚,由社长区汇文同志审阅全文。25日上午,经请示市委,该文获准发表。

  3月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

 五

  巨石掀起万层浪。

  3月26日下午,《羊城晚报》摘要转载了《东》文。3月28日,上海《文汇报》、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3户30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东》文。当晚,新华社以“A”稿向全国和海外播发了这篇11 000字的纪实长文。3月31日,全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均在一版显著位置登载《东》文。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

  世界媒体反应强烈。4月2日,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外报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美、英、法、日、德、俄罗斯等各国大通讯社的反应。

  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勃勃的舆论环境迅速在由国形成。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高潮迅速在中国兴起。

  《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后,不少新闻同行抚掌感叹:“写伟人,竟也可以这样写!”旁征博引又举重若轻的白描,自然的文章架构和平实生动的行文风格,让看惯了公报式长文的读者耳目一新。纵观《东》文,既有大处着眼的宏观扫描,又有鞭辟入里的微观剖析;既有冷峻的审视,又有激情的铺陈;精心剪裁“言”和“行”,巧妙过渡“人”和”物”,有机点染“情”和“趣”。特别是细节的运用,令人有天衣无缝之感。类似有关题字时讲“知识产权”的幽默,种棵“发财树”的打诨等,看似闲笔,似乎与整篇文章的恢弘凝重的基调相去甚远,可是在整篇通讯中,这些有如信手拈来的细节,却被作者匠心独运地镶嵌得恰到好处,文章的可信性和感染力也随之大增。

  陈锡添说,邓小平同志集伟大与平凡于一身,有着特别的魅力。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并没有做正式报告,都是聊天式地发表谈话。他的一言一行,既显示出胸有全局、高瞻远瞩,又表现出作为慈祥长者平凡的一面。为了将邓小平同志的言行尽量详实地写出来,陈锡添抛开了新闻格式的困扰,干脆以时间为序,写成长篇纪实,通过许多精彩鲜活的细节来刻画人物。写作时,陈锡添明确告诉自己:写人,而不是写神。

  一位香港的朋友对陈锡添说:“小平原来是这么一位慈祥可爱的老人,很有人情味:”听完《东》文广播的北京售货员们说:“挺新鲜,挺有意思。”湖南祈东县青年农民刘杜伟读了《东》文之后知道邓小平爱吃芋头,给邓小平同志寄去了一包芋头……

  陈锡添从此由深圳特区的名记者成为全国的名记者。他获得了1992年度好新闻一等奖、全国计划单列市头条新闻竞赛特别奖、全国改革新闻一等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深圳市新闻奖特别奖。陈锡添分别被英、美两大传记中心(“IBC”和“ABL”)选为世界名人,1994年获广东新闻界首届“金枪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4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采访陈锡添的节目,作为改革20年系列人物之一。1999年9月,美国Q州电视台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50周年特辑”,也专程到深圳采访了陈锡添。

  《东》文的成功,最主要的是缘于邓小平作为历史巨人,在关键时刻讲了关键的话,这本身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而另一方面,还在于作者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有一股百折不挠的韧劲,有扎实过硬的文字功底和高屋建瓴的驾御重大题材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一切,很难想象《东》文能刮起强劲旋风。

  

  从陈锡添迈进《深圳特区报》大门至今,报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几间铁皮屋变成了中国乃至亚洲最高最现代化的报业大厦。从1992年起,《深圳特区报》实行企业化管理,不但不要财政拨款,反而成为深圳纳税大户。特区报从1982年的对开4版,扩大到现在的日出28个彩版,它旗下还拥有《投资导报》、《深圳青年报》、《深圳周刊》、《汽车导报》和英文《深圳日报》等报刊,1999年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报业集团。

  荣誉的光环并没有让陈锡添停下前进的脚步。他在特区报副总编的位置上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协助社长、总编主管报社全面采编业务。1997年他与报社同仁成功策划了迎接香港回归的舆论宣传;1998年他主持策划“改革开放20周年”的报道,这些大型的战役性报道,均受到中宣部的好评。1999年12月,陈锡添被任命为《深圳特区报》总编辑。

  当笔者采访陈锡添时,他正在为特区报紧锣密鼓地组织策划“国庆50周年”的报道,采访时经常被审阅稿件、请示工作的事情打断。陈锡添说:“当一辈子记者是我的追求。虽然苦点累点,我也心甘情愿。”在他平和的微笑中,我看到他坚定的信念和淡泊的人生态度。

  谈起自己走过的路,陈锡添对恩师、对母校充满感念之情。他在新会三中初中毕业时,由于家境贫寒而辍学,校长谭顺康鼓励他要克服困难,坚决上高中、考大学,将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谈到这里,陈锡添满怀感激之情。他说:“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不是校长谭顺康先生的指引,我不会有今天。我永远感谢他。”谈到中国人民大学,他说:“人大崇尚的理论与突际相结合的扎实学风,使我受益匪浅,我至今还记得老校长吴玉章‘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决不松劲。东风得势,时代更新。趁此进机,奋勇前进’这段话,鼓励自己做得更好,为母校争光。”

  陈锡添毕业分配到《湖北日报》,不久就承担撰写社论和本报编辑部文章的任务。他曾在《湖北日报》头版几乎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评画的本报编辑部文章。他说在人民大学读书时就学过写评画的文章,记得是评王式廓的《血衣》,所以工作后遇见同类题材就能成竹在胸了。这说明在人大新闻系所学的课程能学以致用。陈锡添给笔者展示了一张特大的“获奖证书”,那是1992年10月,人民大学李文海书记亲自颁发给他的“建校50周年校友特别奖”证书。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40周年时,中央八民广播电台在播出这一新闻中提到了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与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两篇文章。胡福明和陈锡添为新闻系、为中国人民大学争了光。1998年他荣获“韬奋新闻奖”,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为了感激母校的培养,陈锡添于1 994年把“金枪奖”所得的5 000元奖金捐给了人民大学,以表示心意。陈锡添告诉笔者,他到北京出差常常去母校看望老师与同学。在一个雪花飘飞的冬夜,他独自一人在铁一号徘徊良久,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小花园里漫步,红楼灰楼依旧,当年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岁月又浮现于眼前,不觉胸中热血沸腾……

  回顾《东》文成稿、发表的全过程,陈锡添由衷地说:“这首先是因为有邓小平这样一位关键人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来到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讲了一系列很关键的话,才有《东》文。此外说有功,应归功于上级领导的决策,其次是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重视支持及报社同仁的通力合作,要是有一个环节不通,稿子就出不来。”

  陈锡添感激母校的培育、感激党与政府的关心支持,他为自己确定新新的目标。陈锡添现在还兼任《香港商报》的总编辑,他每周还要到香港办公。他身上那固有的高良责任感与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促使他不断前行,他决心为觉的新闻事业奋斗终生。

  【简历】

  陈锡添,男,1941年2月出生于上海,广东新会县人。1961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6年分配到《湖北日报》工作。1970年调入东风汽车公司。1978年调广州外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1983年调入《深圳特区报》社,1987年被任命为副总编辑,1992年被评为高级记者,1999年被任命为总编辑。

(原文刊于2012年9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第六集)》)

陈昌本

  洒尽痴情写人生

  ——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昌本

  他当过北京电视台台长,当过文化部副部长。他写过名噪一时的小说,还策划过轰动全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他就是陈昌本,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崂山脚下的童年往事

  作为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曾在《艺术院校教师的艰巨责任》的讲话中,花大量篇幅说起关鸿——他的小学老师;在《芳草碧连天》、《痴恋》等小说中,陈昌本更寄托了对关鸿老师的无限思念。

  1935年,陈昌本出生在山东青岛崂山脚下的丹山村。他的笔名叫鲁丹,足见其恋乡之情。

  秀美的崂山在陈昌本童年的记忆里,是那漫山遍野的花儿和鸟儿,是“老鼠取亲”、“十兄弟开箱”那一串串故事。

  然而这不是陈昌本童年生活的全部。打从日本鬼子开进崂山,他家再没过上温饱日子。9岁时他失学到日本人的炼焦厂当上了童工,每天要和同伴儿爬坡把一筐筐煤送进粉碎机。毕竟只有9岁,一次,又困又饿的他竟在上工时沉睡过去。日本监工连踢带踹也没能弄醒,就一声令下“这个小孩‘霍列拉’的干活”,要把他扔上“瘟疫车”拉走活埋。多亏众工友顶着皮鞭、枪托的抽打,把小昌本救了下来。

  日本鬼子被赶走后,复学上四年级的陈昌本遇上了他的关鸿老师。这位来自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到了崂山就再也没回过家,甚至落下“不孝”的罪名,放弃了祖上的家业。

  那时小昌本不幸左腿上生了疮,三年都没愈合。抹香灰、敷杨树叶等土方都使尽了也不见好,眼看着这条腿就保不住。幸亏关鸿老师懂得西医,他上青岛买回药品,亲手为小昌本治好了顽疮。

  关老师和这个山里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还要带小昌本认识山外的缤纷世界。他让这个倔强沉默的孩子(“日本鬼子打断鞭子,我也不开口”)走到了演讲台上,并以《插上理想的翅膀》获得了演讲赛的第一名;他引导小昌本读《呐喊》,读《寄小读者》,教给他作文为人的道理。

  小昌本曾把自己在日本人的炼焦厂干活儿的经历写成作文《童工的一天》,他写日本鬼子的凶残,写工友们的善良,把自己的感情毫无雕饰地倾泻出来。动情的关老师流着泪说:“写出真感情,就是好文章。”这句评语,陈昌本记了一辈子。

  这篇作文登上了山村学校的墙板,陈昌本把它当作自己“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孩子里,陈昌本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关鸿这样的好老师。这是陈昌本一生中弥足珍贵的记忆,也是他力量的源泉。

 从校园舞台到广阔天地

  回忆在人民大学度过的那段时光,陈昌本感慨地说,在母校获得的理论修养,是他做行政领导工作的支柱……

  五十年代是火热的年代。当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系列通讯在全国掀起参军热潮时,陈昌本正在青岛念中学。1952年,17岁的他步入军营,不过没能开赴抗美援朝战场,而是到华北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当上了文化教员。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喜好舞文弄墨的陈昌本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寒窗苦读之余,他满怀憧憬地编织起文学梦。他活跃在系话剧团,一连写了两个剧本都搬上了校园舞台。他还学着写诗、写歌词、写曲艺段子,并四处投稿。不过,他的诗运不佳,出版社和杂志社都认为这位文学青年的诗太“飘”。

  初受挫折的陈昌本暗暗发愤:要“沉”下去,要把根扎进生活的土壤里去!

  1957年,城里的“反右”斗争告一段落后,大学生们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陈昌本去了,白天干活儿,晚上写心得体会,三个月写下20万字的笔记。从这时起,陈昌本养成了观察生活、记录生活的习惯。

  大学毕业,陈昌本留在新闻系任教。他到新华社兼任记者,从而可以更广泛地了解社会生活,把新闻理论和自己的采访实践结合起来。他是教学改革的先进典型,他讲的《新闻采访和写作》课别开生面,很受学生欢迎。

  正当陈昌本的生活积累和艺术认识有了些根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昌本不愿打“派仗”浪费时间,干脆穿上粗布衣裳,到京郊双桥农场大鲁店村当起了农民,又一次“沉”了下去。由于粗通摇耧、耙地各式农活,他很快就跟农民们熟落了。陈昌本是个有心人,他边干活儿,边写人物札记,一年功夫竟留下了80多人的身世经历。当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把他传回去参加“斗批改”时,他的背包里又多了30多万字的珍贵素材。

  在人民大学养成的或者说是逼出来的“沉”下去的作风,陈昌本一直坚持着。后来他调到北京市委宣传部,总忘不了每年下一次乡。黄松峪、周口店、栓马桩、焦家务、苏家坨,京郊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说他跟农村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一点儿也不夸张:有的农村干部甚至把怎么瞒产私分,怎么糊弄上级检查的招数都“泄露”给他。

  陈昌本下乡为工作,也为创作。脑子里的农民形象丰满了,便忍不住要写出来。从1972年开始,陈昌本先后发表了《管婶》、《云开一线》、《“魏招呼”挡驾》、《“花脚王”开棺》等众多农村题材小说。

  常自谦是“业余作家”的陈昌本,其作品绝不业余。拿那篇曾获《当代》文学奖的《“花脚王”开棺》来说吧,那位受尽农村政策转变之苦,倔犟而又幽默的老挂掌匠“花脚王”,让陈昌本写活了。“花脚王”身怀祖传绝技,凡他钉过掌的牲口,一上他们村的路,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撒欢喷鼻儿”。陈昌本信笔由缰之处,从“冬穿硬、夏穿软、冷挂厚、热挂单”的挂掌要诀,到那土得掉渣儿却让人笑破肚皮的人物语言,那火候儿,正如“花脚王”炉火纯青的手艺一般。

  陈昌本总算圆了文学梦。

  不当空头的官儿

  陈昌本说,在各式各样的官衔、头衔里,他最衷爱的是中国作协会员。他不爱当空头的官。

  从陈昌本的履历中不难得出一个规律:他的艺术创作总是和他的行政领导工作紧密联系着。

  八十年代中期,陈昌本的小说少了。他于1984年调任北京电视台台长,一头扎进全新的电视艺术中去。

  他当台长之初,正是日本和香港电视连续剧在国内“横行”的时候。这种局面的改观始于1985年春节。北京电视台试播了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28集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取得空前的成功。

  面对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陈昌本开始着手研究电视剧的创作和欣赏规律,一心要拍出更多更受欢迎的作品。

  这一时期,北京电视台属下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又拍摄了《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钟鼓楼》等一批电视连续剧。陈昌本在拍摄前要看剧本,和创作人员一起修改,播出后又一道总结经验教训。四年里,他写了16篇关于电视剧创作的系列文章,加上他研究电视新闻和专题创作的文章,合成了《电视艺术诱人之谜》一书,为许多初涉电视行当的同仁提供了难得的参考。

  电视艺术中心在不断成熟。当陈昌本和同事们把自己的作品和《女奴》、《诽谤》这些引进片子进行比较后,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室内剧这个新课题上:搞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切换的室内剧,走既能贴近生活、贴近观众,又能多快好省的电视剧创作之路。

  要拍室内剧,可拍摄大棚还没有着落。陈昌本和同事们认准了这条道儿,义无反顾地把电视台和艺术中心的200万元家底都投了进去,将香山脚下工程兵部队的两个篮球训练馆改造成了简陋的拍摄大棚。在这个大棚里,他们拍出了更为轰动的《渴望》。

  传闻《渴望》这部极其“煽情”的片子是几个人住着宾馆“侃”出来的。作为剧本策划人之一,陈昌本对这一说法不置可否。但他说,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积淀,就是关在屋子里“侃”三年,《渴望》也出不来。《渴望》里,有陈昌本小说中人物的影子。

  《渴望》刚停机,陈昌本就接到了出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调令。又要丢掉“刚刚入门”的电视艺术,他心中不无遗憾。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但在走马上任前一个月的间隙里,陈昌本也没闲着。他回忆起童年的往事,用一个孩子稚嫩的感受力去折射三、四十年代胶东农村生活的全景。他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了从《八仙图》到《芳草碧连天》约10万字的《花海》系列小说。

  几年辍笔,但陈昌本心灵的耕耘却从未间断。这部他自觉“得心应手”的作品,在小说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隔行如隔山”。陈昌本从事文艺创作,做文艺领导多年,绝不是艺术界的“门外汉”。可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分管艺术和艺术教育,他仍然感到了压力。因为陈昌本不但要“在其位”、“谋其政”,更追求“通其艺”的境界。他又开始潜心研究戏剧,边看戏,边摸索戏剧规律,探求艺术教育的特点。

  五年春秋寒暑,陈昌本看了几百部戏,也写出了20万字关于戏剧和表演艺术的论文。于是又有了一本《陈昌本文艺创作论集》。

  最初痴迷于小说的时候,陈昌本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只写小说,不写评论。现在看来,他食言了。

  “没办法,工作逼的”。

  如今的陈昌本仍在中国作协忙碌着,谁知道他又要给“逼”出些什么呢?

  陈昌本  男  1935年生于山东青岛崂山脚下的丹山村。9岁时曾一度失学到日本人的炼焦厂当童工。1952年正在青岛念中学的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当文化教员。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北京广播电视局做领导工作,并出任北京电视台台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原文刊于1997年10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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