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
公告
2017-09-16
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公告(第三号)

丁酉仲秋,丹桂飘香。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0岁生日。八秩春秋易逝,不忘初心来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

2017-08-15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80周年校庆有关事宜的声明

近日我校接到举报,反映有不法分子以所谓的 “校庆组委会”的名义发布书画展通知。为维护我校声誉,保证社会相关人士合法权益,特作如下郑重声明。

2017-04-26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发布80周年校庆主题和标识的公告...

2017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0周年校庆。 本次校庆将以“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为主题,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以贯之、广为延续的的光荣传统,凝结了学校从战火中走来、在时代中奋进的精神品质,反映了学校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理念

2016-10-03
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公告(第一号)

岁月不居,春秋代序。当2017年金秋灿烂,层林尽染之季,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八十华诞。我们怀着欣喜的心情,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各界朋友,向全体师生员工,向心系母校发展的广大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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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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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宋鱼水

  让公正创造和谐

  ——访全国模范法官宋鱼水

  宋鱼水简历

  1966年出生,中共党员,法律专业硕士。山东烟台蓬莱人。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进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济庭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审判员、副庭长,现任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宋鱼水独立办案11年来,公正高效地审理了各类民商事案件1200余件,其中300余件属于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均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被当事人誉为“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好法官。她先后荣立一等功两次、二等功两次,分别被最高法院和全国妇联授予“十大杰出青年法官”,“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和“十行百佳”妇女、“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2005年,又被授予“全国模范法官”、“中国法官十杰”和“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标兵”荣誉称号,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一个飘着细雨的下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庄严肃穆的大楼里,我们终于见到了宋鱼水法官。作为先进典型,作为庭长,宋法官十分繁忙。但是,在短短一小时的采访时间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与平时不同的宋鱼水,一位热情的校友,一位温情的法律守护者。文章篇幅有限,仅能采撷一二与广大校友分享。

  宋鱼水同志是人民大学优秀毕业生的代表,她的优秀品质、出色才干、被社会广为赞誉的工作精神是人民大学宝贵的财富,是人大新时期学习的楷模、标兵,作为校长、作为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看到自己的学生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突出的贡献,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问:对你而言,如今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拥有了那么多的鲜花和掌声,但这其中你的牺牲和付出也是有目共睹的。每个人的人生道路走法不同,而你毫无疑问是选择快跑。是什么让你有如此动力呢?

  答: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法官职业的要求。这个职业的第一要求是公正,我们判案的目的不是仅仅让当事人得知结果,更要让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上得到关怀与尊重,最终感受到社会是温暖的、和谐的。另一方面,我出生在农村。农民的宽宏大量、隐忍、朴实、勤劳、自尊等给了我宽容、博爱、耐心、持之以恒、善解人意的品格。同时也使我认识到,日子的艰难与生活的无助决定了弱势群体对社会、国家的强烈期盼和归属感。这一切使我成为一名具有百姓情结的法官。

  1993年,刚成为助理审判员的宋鱼水办理了自己的第一个案子:原告是个起早贪黑给小饭馆送菜在年底却没有收到报酬的民工。宋鱼水依据法律规定要求被告立即支付民工所欠工资。案件顺利结案后,那个民工捧着薄薄一沓钞票痛哭流涕,原来这是他重病的妻子和上学的孩子都在等着的钱。

  这个案件给宋鱼水的感触很深。无论案件大小,宋鱼水审案时时刻提醒自己,必须要公正。基层法官工作范围窄,处理案件有限,但宋鱼水却认为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她说:“百姓的事情是靠每个公务员、每个法官的辛勤工作来落实解决的,如果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也带动别人做好工作,那么我们国家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宋鱼水是个务实的人,对于工作,她认为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先做自己应该做的,与其空想一件事情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情;不必过分考虑工作是否可行,也不空谈理论,只要确定工作目标,就会有很多事情要做,更不必考虑旁人评价。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差异很大,人民群众素质也参差不齐。这种情况就需要自己超前动起来,推动工作。虽然法官经常接触负面现象,但宋鱼水却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正是在这样的信念下,宋鱼水选择了一路快跑。自1993年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以来,宋鱼水公正高效地审理了各类民商事案件1200余件,成为海淀法院结案数量最大的法官。

  宋鱼水牢记自己的使命,始终对人民群众怀有真挚的情感,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为自己工作追求的最高目标,在工作中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始终遵守公正执法的职业准则,把党的宗旨、法律的尊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和谐时刻铭记在心,并时刻注意将这些要求体现在自身工作之中,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可贵品质。她为人民大学的广大学子树立了一个可信、可亲、可敬、可学的榜样。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

  问:从你身上,我们除了感受到法律严肃公正的一面,更感觉到了一股温情。

  答:法律是要保护个体的权利的。为什么要建立法制社会,要制定合理的社会制度。因为,这样才会使个人关系成本最低,每个人获得自己权利的保障成本最低。许多人认为自己平时跟法律关系不大,只是犯了法,才会跟法律打交道。其实不然。法律随时提醒你,只要你干好本职工作,就会得到合理的报酬和一份应有的社会保障。法律的目的并不是要严惩一个人,严惩的目的是改造一个人,改造的目的是让他回到社会。让每个人有生存发展的空间,这就是法律。法律其实是博爱的。

  跟宋鱼水交流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宋鱼水对问题总有独到见解;对于各种现象,她都能直面其本质。这种洞察力正是她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宋鱼水审过的案件里,有70%是以调解而告终的。西方人有句话:"最差的调解好于最好的判决。"而宋鱼水对这句话却有不同的认识。

  一对原本是大学同班同学的生意伙伴,最后闹得几乎成为仇人,来到了她面前。被告离职另起炉灶,双方利益发生冲突。原告一怒之下诉到法院,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冻结了被告的存款和一些财产,还以职务侵占为由向公安局报案。法院第一次询问时,检察院刚刚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在看守所度过半年时光的被告一看到原告,不顾法官在场,恶语相向,双方差点动手。

  在法庭上一向和善的宋鱼水严厉起来:“这是法庭询问,请你们都放尊重一点。”

  不是没有人想给这两位原本关系很好的同窗撮合过,但是双方的亲朋好友努力均告失败,连律师都不抱希望:争议大、积怨深,又都是很有个性的硬汉子,打官司就是想要一个明确说法。

  9次询问,4次开庭,仅原告一家的证据就要三四个人抬到法庭上。在来来回回的交手中,宋鱼水又一次尝试着调解:“当法官这么多年,我的感觉是,如果双方没有信任基础,只能选择判决,但如果直到现在双方还有信任,我倒觉得非常难能可贵。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给你们做做工作怎么样?”

  如果下了判决,两方谁也不会得到理想的诉讼结果。宋鱼水是看到了“双败”的前景,才往双赢的方向努力的。

  宋鱼水对原告动之以情,因为他和被告毕竟曾经是同一宿舍的兄弟;晓之以理,告诉原告因为公司的责权利并没有事先明确约定,他自己对此事也要负一定责任。调解结果恐怕连双方当事人本人都没有想到。不但调解成功,而且原被告共同组建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并按照法律的规定,拟定了公司章程,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

  这正是宋鱼水的过人之处。她善于高屋建瓴俯瞰着经手的案件,不单单考虑一个案件中法律判决是否公正,而是期望经过调解,使社会付出最小的成本,而社会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她比一般法官更尽力地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宋鱼水眼中的法律,不仅是保护社会,还能对社会前进的车轮起到润滑作用。

  “法官比较理智一点”,宋鱼水也承认这一点。但从她一席话,以及她的不懈工作,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心中除了时刻装着公正,还充满着博爱。

  我认为,宋鱼水不仅在当代中国是一个优秀的法官,从世界范围内来说,她也是优秀的。因为她达到了人类希望的法官的理想境界。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新清

  问:与其他行业不同,你的工作接触的负面东西较多,那么你在工作中如何感受你的成绩?

  答:我也在享受工作。

  宋鱼水斩钉截铁的回答让我们有些惊异。随后告诉我们她对工作的看法。

  首先是付出与回报的快乐。海淀区情况特殊,一个法院的办案量相当于五个省的案件总量。特殊的环境要求法官必须贡献巨大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精神付出。然而,宋鱼水告诉我们,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实际上有很多精神苦恼需要你帮助解决,所以她坚持在法庭上让当事人把话讲完,多花时间与他们交流,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当事人解决矛盾,平复心情,回到社会后能够积极看待各种社会现象。当法官解决了当事人的苦恼之后,看到他们的欢笑,自己也是满心喜悦。这绝对是一种职业收获。

  其次,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也在享受学习的快乐。知识产权案件的当事人,往往是文学、音乐、软件等方面的专家。在法官告诉他们法律是什么的同时,他们也往往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法官专业问题是什么,争执在哪里,令人感到一种专业的魅力。通过庭审,宋鱼水认为自己也获得了不少法律之外的知识,拓宽了专业领域,视野开阔了,看问题角度自然不同。

  第三,分享的快乐。从事法律工作15年,与领导同事们朝夕相处,这已经成为宋鱼水人生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一个优秀集体里工作,在其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个人能力,甚至能让人焕发青春。每每想到此处,宋鱼水就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前面是荣誉和掌声,后面却是眼泪和哭声。有时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听到的却是压抑不住的哭声。我收到了几千封来信,都是反映社会不公,而大多数情况你却无能为力。社会对法官的要求很高,如果你不尽职工作,那负面影响就实在太大了。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老百姓要求并不高,我们要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社会面貌就会越来越好。”

  学校不仅要有大楼,学校更要培养“大”学生。学生“大”了,学校才能真正“大”起来。一部完整的校史是由师生共同书写的,而其中最精彩的章节往往又是学生独立完成的。宋鱼水同志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写在人民大学校史上鲜亮的一笔。学校为有这样的毕业生而倍感骄傲。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马俊杰

  一连串的荣誉在宋鱼水离开母校15年后接踵而至。

  宋鱼水说自己特别感谢人民大学。多年以来,人大都很重视对学生的两方面教育:品德教育和专业技能训练。而人民大学教会她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而这与法官职业要求又能很好地相结合很好。

  “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原被告双方代理都是人大毕业。我本想调解这个案件。但由于双方都抛开校友身份,为当事人各尽职责,作为法官的我也告诫自己决不能丧失法官立场。案件审理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大家都为了法律尊严而工作。这种感觉真是令人自豪。而正是人大的教育,才使得这样的精神世代相传。”

  宋鱼水说,自己本来只觉得自己在基层工作,个人贡献有限,能够获得今天的荣誉,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其实,人民大学几十年来,一直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努力培养社会栋梁,国民表率。社会上有成千上万个像宋鱼水这样的校友,不图回报,默默耕耘,宋鱼水获得的荣誉其实代表了每一位人大校友,属于每一位人大校友。

  采访结束,宋鱼水为校友提笔写下祝福:

  亲爱的校友,你好吗?祝你幸福,幸福是人生永恒的追求;祝你顺利,在奔波的旅途中顺利是我们的向往;祝你愉悦,愉悦的心情是我们和谐的主题;祝你进步,人类的进步需要我们共同的脚步累积……有一位港澳委员说,鱼和水都有善良的含义,用一颗善良的心诠释法律的正义,我远没有写完我的答卷。感谢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和不尽的关怀。我的前行离不开母校的爱!向在校的老师和同学问好!

(原载于《人大校友》总第5期,2005年6月)

梁衡

  新闻的原野

  ——记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

  知道梁衡的人一定知道他那篇著名的《晋祠》。《晋祠》一文自1982年以来一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因此很多人都可能对梁衡这名字留有印象。

  曾是光明日报记者的梁衡现出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这听来也许不如《晋祠》的作者来得亲近——他在文学方面的名气比在官声更大一些,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青年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不过你若不是一个从不看报的人,你一定记得起1993年媒体曾竟相报道“十大假新闻”的新闻。披露“假新闻”这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社会反响强烈,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评论,一时赢得不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广泛好评。而此事的策划者,正是梁衡。

  见到梁衡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后。阳光斜着照进来,屋内的色调很温暖,排得满满的书柜占据了办公室的两面墙。梁衡的握手很有力,很典型的西北人轮廓分明的脸。

  我们是校友,这拉近了我和他原本的距离。

  走出困惑

  1989年,梁衡的第一部新闻专著《没有新闻的角落——一个记者的内心独白》出版。此书独特的形式、真实的经历和大量出色的新闻作品立即引起读者的关注,许多报社还买来做教材。一‘些读者十分羡慕梁衡丰厚的生活体验和难得的历史机遇,说:你的生活真顺利!

  其实不然,“这是一种错觉。”梁衡说。

  梁衡在大学学的是档案,虽然这并没有妨碍他日后成为一个记者和散文家.梁衡还是将之列为人生第一次不顺。在那个年代,专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一生的走向,当时报考中文系的他不知缘何被档案系录取,从来就痴迷文学的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自己说服,准备“塌下心来攻档案”,孰料1968年毕业时正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他被分配到内蒙古临河县农村劳动,“别说专业对口,连工作也了无着落。”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人的命运难以把握,梁衡却很快从他人生的第二次不顺中站起来,而他记者生涯的序幕就从那个偏远的农村拉开了……

  他的挚友、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委李硕儒回忆他当年结识梁衡的情景时写道:“几天后我接到梁衡的一首诗,字体遒劲,诗情古雅。……在文化荒芜的那个年代能够遇到一首这样的好诗的确是种享受。我决定把它发在文艺版(李硕儒当时在《巴彦淖尔报》编副刊)的头条位置。报纸出来,好评如潮。”

  梁衡后来由生产队到了当地的宣传部,再去《内蒙古日报》驻巴盟记者站,于1974年调回原籍太原任《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直至1980年以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一举成名……余下的事情仿佛自然而然,一帆风顺,梁衡描述他当时的感觉:“我就像被人推到枯井里,靠着信念理想这根细绳,一把一把地爬上来。”

  梁衡在光明日报驻山西九年,因能力和才气突出.被列为省部级干部三梯队名单,送中央党校培训。

  正当梁衡踌躇满志之时,谗言的阴影却向他逼近了。以书生而进“梯队”,特别是梁衡当记者多年,写批评稿当然就要得罪人。“八分钱,查半年”的年代,一封匿名信竟把梁衡撤下了“梯队”名单。

  “仕途可遇不可求,学问随时由人做。”梁衡决定调整生活,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两年。潜心著书——写成40万字的章回体科学史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编完了他的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和一套《学文必背丛书》——这一时期竞成了他著述最丰的时期。

  毕业后.梁衡带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念和“总跟着我的,半人高的卡片箱”,回到了山西那个“没有新闻的角落”。但  。是半年后梁衡又被调进北京。

  回想逆境,梁衡写道:“人总有理想,无论大小,理想的实现是奋斗的结果,而奋斗就是克服逆境。……一生绝对顺利的人,也就等于没有在这个世上活一回。”

 成名作

  读梁衡那一代记者的文字,能感觉到某种共通的东西:透过字句能看见作者理想主义的光辉,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在戈壁、在山村、在热炕或是在猪圈采访的身影,你可以明白无误地感受到他们心灵的沉静和笑容的真诚。

  那决不是一个浮躁的年代,因之他们的成功也决不偶然。

  1980年暮春,梁衡到山西忻县采访.听说一个农村青年岳安林养猪很在行,深入采访后,把一个在那种特殊年代身受歧视的有为青年的养猪事迹写得朴实动人,“想不到一篇不经意为之的短通讯给我赢来一个记者所向往的荣誉”.《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在当年11月14日的《光明日报》见报后,出乎梁衡预料,反响极为强烈,半年不衰。

  这篇短短1800字的通讯让梁衡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先是此稿被评为1980年度全国好新闻,后来梁衡在此基础上补充采访而成的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路,该这样走》,又先后获得“青年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

  不仅如此,文章主人公岳安林的境遇也从此转折:由农民转为干部,被任命为地区科委副主任,还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我在这个北方农村的乡间猪场里第一次懂得了记者的价值。”

  在《没有新闻的角落》一书中,他重拾往事,思考记者怎样才能成名时,除了文化积累和机遇外,他尤其提到:“文章可遇不。可求,如果你决心要将某一篇文章写成名作,往往失败,你只须抱定一个当好记者的决心,倒可能遇机而成名。”

  记者与杂家

  梁衡主张记者要“杂”,并且要因“杂”而成“家”。

  他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描述最能体现梁衡自己在这方面的追求:

  “当小说家我追不上王蒙,搞科学我也成不了钱学森,教书我不如任何一位数理化教师,但这部书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写不出。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去写。”

  梁衡这段心得是由他写《数理化通俗演义》一书得来的。

  当年《数理化通俗演义》先在《科学之友》上连载,刚登了几回,这种新颖通俗的知识小说就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表到20多回,出版社就找上门来要求出书。“由于很和中学生的胃口,又是以文学形式普及科学,读者面很广,上市即销售一空。”该书先后出了4个版本,多次重印。

  其实梁衡也“没有想到自己在记者任上会写出一部科学史题材的长篇小说。”

  细究缘故,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有心和才华。

  梁衡任光明日报记者期间,常采访科学、教育界,看到中学生读书太苦、太死,又接触到科学史上那些公式、定理背后的许多生动事例,“就想何不写一部以科学为内容,以学生为对象,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小说?”

  “这事在新闻采访之余积几年之功,居然干成了。”

  老作家汪曾祺高兴地为此书提笔:“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

  老友李硕儒兴奋地读着梁衡的新著,“我惊异于他对历史演义  .文体的把握,在一部庞杂博大的人类科学发明史中,他上下浮游、左右撷采。……在他的笔下,不光人类的智慧交相进射熠熠耀目,那一位位科学大家的灵魂姿采苦搏苦斗及至命运的磨难与飞升,都史诗般地映现在我们眼前。”

  提起这本书,梁衡说:“我知道我选的这个题目,科学家不愿意干,他们手头有更专更大的课题;教育家不会写,他们有自己一套灌输知识的思路;文学家瞧不上,要写更热闹的题材。于是就空出这块三边地带,正好让我们这些记者出身,不专不深,旁门左道,但不迂不僵的作家来打天下。”

  梁衡认为,其实每一个正常智力和学识的记者,他的周围都有一块属于他的、该由他来开垦的三边地区,只不过许多人无心或畏难而错过了。

  写散文

  读过《晋祠》的人,一定会对梁衡道劲、稳重的文风留下印象。当年梁衡为光明日报副刊偶尔为之的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

  梁衡的散文,行文凝练、优美、简洁,在《没有新闻的角落》中,我找到了他文章风格的“出处”——“要做一名好记者必须有厚实的语言基础,而要打好这个基础必须认真地学散文和写散文。……新闻的特点之一就是要语言干净,这个基本功只有通过散文去训练……”

  一番话足见他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他甚至说,“苦修的结果是自己的语言功力明显提高,写新闻稿时较轻松自如。”而当他日积月累10多年后.他结集出版的散文——《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感思录》——反比所谓“易碎品”的那些新闻作品更具光彩,不知是不是梁衡没有料到的呢?

  梁衡“苦修”散文分三部分——背,写和理论探讨。

  “我每次外出采访时总要带一本古代散文选。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背那些名篇。”“这些经过千年筛选、淘汰而保留下来的佳作,犹如颜真卿、欧阳询的书法一样,在最简洁之中蕴藏了无穷的变化,而这种微妙只有在背熟之后才可心领意悟。”——背书的好,不浸味其中,恐难领会个中精妙,梁衡后来果真编了一套《学文必背丛书》,这是另话。

  到了写的时候,“在采访中见到可感可叹之事,可敬可悲之人及雄伟秀丽之景,都随手记下来,一般是先在采访本里,再整理在日记本上,这已是半成品,再修改在稿纸上。……一篇千字短文,常酝酿修改一年多才出手。”因此有人评价他“文章体于观察,含而不露.辞章规范,娓娓道来”,而“有别于当下学人”的这一风格,“有可能得益于他长期从事的记者工作”。

  梁衡写散文之外的散文理论研究。目的还是为了写散文——评判前人的作品,指导自己的创作,也就因此有人说,梁衡先是个学者,而后才是散文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衡最早在国内散文界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1981年5月,他发表《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这是最早就“杨朔模式”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散文家林非盛赞他道:“以散文家的身份而去撰写散文理论著作,这不仅在当前的文学界,就是在中国和外国的整部文学史上,也实在是很罕见的。”

  梁衡说在创作上自己“是一个既胆怯又笨的人,……于是想出一条自己的路:摸着石头过河。……这石头就是作品,踏着自己的作品摸出条过河的路,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了。”这当然是谦虚,因为无论是他的散文集《夏感与秋思》还是《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感思录》,不但奠定了他在散文界的创作地位,还确立了他在散文理论方面的地位。

  从《晋祠》雅洁的笔触、明丽的格调,到《泰山——人向天的倾诉》那雄浑飘逸的笔法,再到《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的幽幽史意缕缕哲思,我们可以领略到梁衡散文的美,难怪评论家何西来说“他是锲而不舍的追求者,……他是美的发现者”。但是,就在他于山水散文方面耕耘了二十年,成就卓著时,突然又风格一变,研究、创作人物散文。瞿秋白这样高深复杂的人物,他思索六年,凝成一篇三千字短文,《觅渡,觅渡,渡何处?》。国内报刊纷纷转载,被誉为是比专著还深刻的文字。

  作家冯牧在梁衡散文作品讨论会上说:“梁衡同志是位作家,他的散文我读过,写得很好。但是直到昨天我才知道他是新闻出版署的副署长……”

  这番话恐怕最让梁衡欣慰,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来得最为幽长和深远。多年以后,人们或许记不住梁衡的头衔,但一定读得到和记得住他的散文。

  记者本色

  1993年10月。梁衡被任命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分管报纸期刊。

  由记者到官员,由写新闻到管新闻,一脉相承的是梁衡把事情“当学问来做”。

  就如同记者梁衡主张“是记者就要是学者”一样,官员梁衡同样十分强调理论的重要。在1994年8月发表于《文汇报》的《继承与超越》一文中,他说,“继承必须超越,一是超越理论,二是超越自我。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分人为什么能领导另一部分人,就是因为他们比另一部分人多一些理论。……”

  上任两年,梁衡发表调查报告、研究论文40多篇,出版近28万字的业务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报刊的两个市场(公费市场与自费市场),报刊市场发展的三段论(从狭隘市场、无序市场到正在进入的有序市场),报刊的四个基本属性(政治属性、信息属性、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等——总结出了出版物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报纸的四个属性。

  正因为如此,梁衡把握住理论这个“钮”,先弄清思路,确定好方向,再进行具体操作,所以他抓问题抓到了点子上,所以他分管的报纸管理逐渐走向有序……

  因此有人说他“是那种靠思想靠才气工作的高层官员”。

  而梁衡却补充说,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学者的眼”,还要有“将军的胆”——由理论制定出的政策,关键还在于实行。

  实行二字,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则需要魄力。为此也常有熟人朋友埋怨他不给面子,甚至写匿名信,但他无怨无悔,不以为意,这时的梁衡,依旧还是当年的梁衡,不失记者本色。

  某报登了一条假广告,还加印了600万份,事发后许多人向他求情。正当新闻出版署党组开会研究吊销这家报纸时,一封重要的说情电报送到了梁衡手里。他随即将其反扣在桌面上,等决议通过才告诉大家。木已成舟,对不起了。

  一次他出差,在火车上买了一本某省社科院出版的学术期刊,封面标题却是“中国十大强暴案”。梁衡回京后,指示坚决处理,地方上来说情,他回答说:按“以管定批”的原则,没有管理能力就不能再申办新刊,此事若不处理,该省将不许再批一个报刊。

  家乡山西常有人来说情,他也一律照章办事,不讲情面。他推心置腹地对朋友说:“我要是不在副署长的位子上,也可能去为别人求情,尽一个孰人、朋友的义务,行不行让人家看着办。但我现在身上有责任,我松一下,整条防线就会垮。告我、骂我,我只好认了!”

  在他1995年出版的新闻三部曲之二《新闻绿叶的脉络——一个评委的笔记》序中,他一开始就说道:“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参加各种全国性的新闻作品评奖。我是把这事当作学问来做的。……”

  把事情当学问来做,这正是梁衡的执著和过人之处。他自拟座右铭目:“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所以他才在当年写新闻之余去研究科学史,在写散文同时去研究散文理论,在现在的官位上研究一些问题。除散文、新闻理论、科普创作方面的成就外,他的政治文章,也成了各大报刊的抢手货,其中一篇《跨世纪干部更要讲政治》竟获全国大奖“五个一工程奖”。他的老友李硕儒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既用力又用心。用‘力’体现在他的勤奋,用‘心’体现在他的博学和才气。无论从政从文都不止于实践,还要上升到理论,实际与理论交替,最终以理论指导实践。”

  这正是官员梁衡,也是记者梁衡、学者梁衡。

  梁衡  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现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辨析》;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感思录》。散文《晋祠》、《夏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品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胡松华

  纵马长歌行万里  情在民族艺海中

  ——记华大校友、歌唱家、作曲家、书法家胡松华

  他从巍峨的雪山走过,他向辽阔的草原奔去,他从美丽的柳林驰过,又从温暖的海岛归来;他深入过边疆万里47个少数民族,他被成吉思汗的子孙和格萨尔王的后裔视为兄弟。然而,他不是位旅行家,而是被各族人民誉为“我们自己的歌唱家”的胡松华。

  胡松华被中国备民族所喜爱,他受到蒙古族古典牧歌之王、回族“花儿之王”、藏族藏戏之王甚至京剧大师们的称赞。

  而他又被外国音乐界所推崇,世界音协主席、多名世界著名歌唱家以及各国听众对他的演唱表示赞叹。

  胡松华——从50年代一直高唱到90年代的歌者,他的身后没有谜,只有一条弓背形的长长的路:演戏—绘画—歌舞—歌剧—纯唱,在艺术的殿堂里,他踏遍了每一个角落。

  割爱丹青上舞台

  胡松华是满族人、八旗子弟,父亲虽为中医却嗜书画一生。胡松华自幼受熏陶练上了书画,家中还为他请了中西两位画师严教绘画。中小学时,他的美术作品已多次获奖了。

  “1949年,我和几位同学怀着追求革命的一腔热情,决心寻找一所最艰苦的大学读书,锻炼自己。这样,我们来到了硝烟刚散的正定华北大学分校。”胡松华对母校至今记忆犹新。

  华北大学的条件是够艰苦了,一人一个小马扎听课,不仅自制粗纸,连墨水都是槐树豆熬成的。

  然而就是在那里,胡松华得到的一切使他受益终身。在采访中,他很动情地总结在华大的收获:“一是追求真理知识的热情,二是扎根于人民的思想,三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四是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的专业技能。这些一直贯穿了我的大半生。”

  在华北大学的日子里,胡松华开始接触到革命的文艺。他被选入了华北大学文艺工作队,演上了话剧,画上了宣传画。一次到冀中地道战地区为群众演出中,他病倒了,一位大娘悉心照顾,给他煮粥、换巾、熬药,……。“那时,我真正感到了母爱,我是和人民连在一起的。”

  而原本打算毕业后仍舞丹青的胡松华,自己也没想到:一上舞台,他就没有再“下来”。毕业时,华北大学三团派干部,从分校选调了十名年轻人,其中就包括胡松华。他回忆说:“当时我们坐在开往北京的闷罐货车里,大声唱着歌:‘年轻的人,火热的心……’浓烟、雾气掠面而过,我意识到自己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边关几度歌为证

  1950年,胡松华又被选调到中央访问团,参加大西南少数民族文艺调查研究及学习创作演出。在滇西北,他迷上了中旬高原的藏族山歌,便天天学日日唱。50年代初,胡松华正是以一组藏族山歌初震歌坛的。

  也是从那以后,胡松华开始了漫长的边关之行。“我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到各民族中去。”他解释说:“因为我是从事少数民族艺术的,我不去深入生活,不向各民族学习、不吸吮那里生活和艺术的乳汁,那么,我的演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人们或许还记得,1980年,胡松华和妻子、舞蹈家张曼茹举办的独唱独舞晚会震动了京津。为此,1981年中央电视台特地录制了长达一小时多的专题文艺节目《并马高歌》,报道了他和妻子多年来并肩跃马、深入边疆同歌共舞的艺术生涯。

  胡松华是骑在马背上的歌手。他说:“我常在雪山和草原上观察雄鹰的活动形态,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坚实的技巧磨炼就象鹰的两只坚强的翅膀,我只有展开有力的双翅才能保持平衡奋飞高远……”他长期师从蒙族牧歌之王哈札布、回族“花儿”之王朱仲禄、藏戏之王札喜顿珠及维族、朝鲜族歌师阿依木莎、金声民等。

  为学好技艺高难的蒙族古典牧歌,胡松华随老师哈札布多次并马长歌在草原,又多次深入到伊克昭盟、锡林格勒盟、呼伦贝尔盟的牧民和摔跤手们中间去进行同吃、同住、同歌舞、同牧猎的生活体验。他常说:“要唱好马背上的歌就要靠‘马背上的感觉’,不能用‘沙发上的感觉’唱牧歌。而‘马背上的感觉,只有在和牧民兄弟同放牧共驰骋的马背上去寻找”。一次,在锡盟草原上,他在蒙古包里为一位双目失明的阿妈唱起牧歌《小黄马》,歌声中老人激动地紧握住他的双手,颜面上热泪纵横,泪珠点点滴落在他们紧握的四只手背上。歌罢,阿妈说:“你是从北京来的娃娃,能到这破旧的蒙古包里来看我,还用蒙古人的嗓子为我唱这么好的歌,我这心就象滚烫的奶茶,你的声腔和我死去的儿子一模一样啊……。”当年在大西南向藏族同胞学唱难度很大的各种山歌时,他也下了长期苦功,那时常常是马背上“长行军”,一走就是几十天,这倒为他提供了向“超级歌手”们——“马锅头”们(马帮头头)精学唱艺的好机会。长途跋涉中何以解闷?唯有歌唱。跨马背枪的“马锅头”掩耳长歌在前,全身藏装的胡松华掩耳轻哼在后。夜晚安营扎帐,篝火野炊之后,伴着酒香歌声又起。他又在“歌师”身旁潜心习练。一程程一日日,一旬旬一字字,忽然一天,前面“歌师”高唱了上句山歌“阿钟”,后面马上有人用清新的嗓子放声以藏语对唱了下旬,“马锅头”惊回头,哪来的藏族新伙计?原来是来自北京的小伙子——胡松华。众藏胞兄弟惊喜欢呼“亚莫谢扎都!”(真正好啊!)类似的故事在云南阿诗玛的故乡、在新疆天山南北、在甘肃高原的回民族聚居区、在白山黑水的屯屯寨寨比比皆是……。

  在深入边疆的日子里,他还不忘读书,各民族的民族史料大都是在马背上读完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松华受到了各民族的欢迎和厚爱。他的老师哈札布盛赞道:“你能用我们蒙族嗓子唱好连蒙古人都难得唱好的长调牧歌,能让蒙族听了喊‘赛汗道勒吉!马奈胡松华’(唱得真好啊!我们的胡松华),真是不容易呀!”藏戏之王札喜顿珠称赞:“一个北京小伙子能唱一口地道的康马山歌就不容易,如今又和我们同唱藏戏,这和藏人唱京戏一样难啊!”

  歌峰登顶广蓄积

  1960年,胡松华在北欧一场演出后,瑞典皇家歌剧院的一位歌唱家对胡松华说:“当年老国王训导我的父辈们要伸出右手去拿意大利人的声音,伸出左手去拿俄国人的表演,看来您也这佯做了。令我们羡慕而又难以做到的是,您更多了一个古老中国奇妙的百宝箱,您将永远比我们富有。”

  谈到“中国的百宝箱”除了指他那中西合璧的精湛多彩而表现博广的歌艺之外,又要回到胡松华的书画生活。至今,他的书房中除了从边疆各地带回的少数民族工艺品外,剩下的就是满墙的书画作品,笔架上几十支大小各异的毛笔画笔,几十个精致的篆刻石章,1982年经专家举荐他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胡松华从备民族艺术吸取精华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广泛地汲取营养。他认为:书法绘画和歌唱之间有许多共性,如三者都讲坚实的基本功,其根乃在于气法(沉气、凝神、入境),只不过气一行于笔端,一行于歌喉。他总结说:“歌唱乃有声之书画,书画乃有形之歌声”。他的书房门上挂有启功先生题写的匾额“养气斋”,每天他歌、书、画、剑四艺并练不辍,互补气功,又为自己编了一套“呼吸技法操”,这大概是胡松华“年长声益壮”的秘诀吧。

  胡松华不仅寻找中国的百宝箱,他还把视野投向了世界。他常说:“中国的艺术家应始终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和风骨,他应象一棵龙形劲松,将根深扎中华沃土,而伸展枝叶吸收宇宙间一切营养,然而绝不能渐变成法国塔松和美国红松。”当他学习外国的演唱技法时,坚持“借外而不崇洋”的原则,把外国的先进发声技巧很好地融合于中国的民族歌唱中。

  胡松华“借外”应从他的声乐启蒙老师郭淑珍教授算起。他入民族歌舞团后,又在杨彼得教授指导下苦练发声基本功。1957年一1960年问,胡松华在上海声乐研究所断续地进修三年,主修欧洲美声唱法技艺,他采用了博汇兼听的学习法,经常来往于研究所内外各学府之间,实践了京剧大师盖叫天先生嘱望的“学时一大片,用时一条线”的法则。而胡松华的刻苦勤奋为学友共认:星期天他全天关在欣赏室里听各国大家的唱片,常为攻克声音难关废寝忘食,甚至走错街路,……。

  另外,胡松华出访过20多个国家,在访问期间,他与各国音乐界的朋友广泛交流,扩大了视野,不断充实着自己。

  正因为胡松华广学博采,在1990年10月北京音乐厅举办的《中国当代十位男高音歌唱家荟萃音乐会》上,才会出现音乐厅演出声乐节目中少有的受欢迎的盛况。在用宏亮豪放的歌声唱完意大利名歌《登山缆车》和他的新作蒙族歌曲《马背上的祝愿》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曲之后,掌声不息,在观众一再要求下,他演唱了“中西合璧”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音乐宝鼎中璀灿的明珠”——《赞歌》,台下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一首非同小可的意大利《托赛里小夜曲》又陡然改变风格,感情深沉,给观众留下特殊而更为美好的印象。

  难怪“意大利歌王”帕瓦罗蒂在香山与胡松华对面交流后曾惊叹:“我在听您演唱前,没敢想象世界上能有两条以上歌喉的歌唱家”。

  自谱新曲独放歌

  胡松华唱的歌,尤其是他的成名歌,大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60年代前,胡松华已名传边疆。1961年,他参加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节演出中,由于自编自唱的《森吉德玛》和《丰收之歌》轰动上海,才名蜚内地歌坛。

  1964年,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中,周总理指出“伟大节日”一场应增加一段蒙族男声独唱加强节日气氛,任务落在胡松华身上。当时胡松华正好结合刚从内蒙锡林格勒大草原深入生活的体验,一夜之间奋笔作词编曲,东方拂晓歌稿交上。三天后周总理约陈毅元帅等在人民大会堂现场演出中实地审查名曰《赞歌》的一段蒙族歌舞,高兴地一遍通过。陈老总在观众席中双手过头鼓掌的情景,至今令人激动。

  《赞歌》已传遍了神州,且远渡重洋。近年来,胡松华又新作新唱了《马背上的祝愿》、《高唱酒歌》、《努尔哈赤的骏马》等数十首歌曲。这些当然与他多年生活积累分不开。为写《马背上的祝愿》,他曾两度专门瞻仰成吉思汗陵,他说:“许多感人的事物应该写成歌,但不亲到现场的氛围里写不出来!”胡松华热爱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尤其是民族英雄:岳飞、戚继光、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林则徐、邓世昌……为写邓世昌的歌,他专门去了威海卫刘公岛。

  有的作家评论胡松华,说他给歌坛带来了一股“阳刚之气”,这正是胡松华多年来热爱多民族艺术和祖国山河,长期抒发对壮丽的大自然、对各族英雄的珍爱之情所塑造出来的艺术个性!

  纵马高歌不停蹄

  回首往事,荣誉如云。胡松华曾为轰动一时的《阿诗玛》配唱;他曾主演大型歌剧《阿衣古丽》;他在20多个国家的人民心中留下了自己美好的歌声;他被报刊誉为“没有危机感”的歌唱家,……。

  在这些面前,胡松华毫不陶醉。他已年近花甲,但仍满头黑发,双目凝神,谈吐有力。现在,他正在策划一部大型音乐艺术系列片《长歌万里情》,其中将收录他纵马边疆42年吟唱出的大量保留曲目和平时内地难得听到的精彩新作。

  胡松华,象永远骑在马背上的歌手,向着无垠的地平线奔去。

  他热爱大自然、歌唱大自然。他常说:“只要马背上草原有路,又何必大都市虚榜题名?!”

  让我们祝愿这位歌唱家,象他笔下的神勇骏马,永远驰骋高歌,永不停蹄!

  艺术上要向高峰攀登

  生活上要向底源深游

  ——胡松华

  胡松华,歌唱家、作曲家、书法家。1932年生,北京人,满族。1949年任华北大学第三文艺工作团演员。1952年组建中央民族歌舞团,后任艺委会副主席兼歌队队长及独唱演员;1972年起任中央乐团男高音独唱演员,现为国家一级演员。是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并出访20多个国家。自编并演唱了《赞歌》,饰演歌剧《阿衣古丽》中男主角,录唱音乐故事片《阿诗玛》中男主角的全部唱段。自写自唱的歌曲还有《森吉德玛》、《丰收之歌》及近作《努尔哈赤的骏马》、《马背上的祝愿》等,在继承多民族传统及吸收欧洲美声唱法精华,进行结合探索的40年中取得富有影响的成就,得到国际音协主席梅纽因等中外权威的高度评价。他的歌曲、书画作品和论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十余家省报。1965年获西哈努克亲王授皇家骑士勋章;1981年获文化部新创作演唱评比一等奖;1990年获中国音协等颁发四十年优秀歌曲首唱奖和优秀创作奖。1989年被新加坡聘为该国中华书学协会评议委员会评议员。

(原文刊于1992年4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二集)》)

刘强东

  坚守成就梦想  坚持铸造辉煌

  ——访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

  刘强东简历

  刘强东,1974年生,江苏省宿迁市人。199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98年创办京东公司。2004年正式创办“京东多媒体网”(360buy京东商城前身)。现任京东商城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2011年入选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12年入选《财富》(中文版)中国最具影响力50位商界领袖。

  从2004年创立至2010年,京东商城跃升为中国首家规模超过百亿的网络零售企业,销售规模占据国内网购零售份额的32.5%。而传统渠道商国美从创立到销售额突破100亿元,用了整整15在……

  2011年初,京东商城获得融资共计15亿美元,这是中国互联网市场迄今为止单笔金额最大的融资。以此,京东商业模式和出色的经营业绩得到认可,对于正在发展的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可谓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一直怀着坚定的信念走在创业的道路上,书写着一个又一个传奇。

 背着鸡蛋走进人大的寻梦男孩

  18年前,一个来自江苏的大男孩背着两个包裹走进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包裹是他随身携带的书本和衣服,而另外一个包裹里满满装着76个煮熟的鸡蛋。原来在当时的江苏,孩子考上大学后亲戚朋友流行送煮鸡蛋,于是这个考上名牌大学的男孩在亲戚朋友的祝福声中收到了这76个鸡蛋。

  男孩不想浪费,在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他从来没进过食堂,一天三顿吃的都是煮鸡蛋。所以自此以后直到今天,他都再也不想吃白水煮鸡蛋了。这个可爱而又勤俭的男孩就是刘强东。

  当被问及当初为什么选择人大社会学系的时候,刘强东很认真地说:“主要是因为受高中老师影响。本来我物理、化学非常好,想选理工科的学校。但是我的高中老师极力劝说,希望我不要搞研究。他认为他教的学生都应该是非常正直、善良的,选择人大会有更多的机会走‘学而优则仕’之路,这样可以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而不只是为了自己。”

  在大学的四年里,刘强东把自己课余的每一分钟都用到了学习上,除了专业课程,他还花大量精力在工具性学科英语和计算机编程上。那时候,计算机还没有普及,学校里的计算机还比较缺乏,为了能更好地学习,经亲戚介绍,刘强东去了北京西郊门头沟一家单位学习编程。每天晚上八九点钟一下课,他就以最快的速度奔到学校东门坐320路或336路公共汽车。到单位大概11点钟,一整夜不睡觉地写程序,第二天早上8点钟要赶回学校上课。他甚至在很痴迷的时候一星期只睡十几个小时。虽然课下如此辛苦,但刘强东绝不耽误自己的学业,大学本科专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担任了社会学系学生会副主席。

  “比别人多流一滴汗”,这是刘强东的人生格言。厚积而薄发,在中国人民大学,刘强东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积累。

  刘强东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梦想所在和他在人大学习期间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分不开的。

  大一,3分钱抄一个信封,月入2000元。

  大二,抱着2.5折进价的精装书,去各个写字楼推销。

  大三,依靠编程这项专长,他参与到了一些政府和农村的信息化建设项目中,并挣到了十几万元。这是他的第一桶金,也使他成为当年人大赚钱最多的学生。

  追根溯源,刘强东的祖上本是湖南驶船世家,公私联营时家产、船只都被收回,父母变成工人,但上世纪80年代政策允许开放私营经济后,刘强东的父母就买了一艘9吨的小船,开始做生意。他们告诉刘强东,一个人一辈子要把一件事做好,要靠自己的辛勤过日子。父母的这番话树立了刘强东一生的价值观:坚持、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情。

  不怕失败再进中关村的织梦青年

  大学四年级,靠着赚到的第一桶金和借来的十几万元,刘强东盘下了中关村附近的一个饭馆,第一次开始实践自己的创业梦,这一次不太成功的创业经历给他上了很好的一课。  在刘强东接手这个饭馆之前,店员们薪水很低,住地下室,平时老板只给他们吃快要变质的或者客人剩下的菜,老板亲自采购和收银。刘强东买下饭店后,把所有店员的薪水上调一倍,改善住宿条件,每顿饭都是2荤2素新鲜食材做的菜,由店员采购和收银。因为要上课,他每周只去店里两次。他想的是,我对你们这么好,这么信任你们,你们自然也会投桃报李。谁知,接手之前盈利的饭店,不到一年时间,不只赔光了他赚来的第一桶金,还搭上了借来的钱。刘强东这才发现,员工平时吃饭,不光吃好菜,还要喝好酒;采购员为了赚钱,报账时多报;收银员为了自己赚钱,瞒报营业额。

  这次失败对刘强东的打击很大,“为什么对员工这么好得到的结果却这么悲惨”一度成为使刘强东非常彷徨的问题,那之后有半年的时间他对人性丧失了希望。但对创业那份执著的坚守又很快使他恢复起信心,决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刘强东总结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在于将信任和管理混为一谈,“对员工一定要信任,但信任不等于没有管理。让你加入团队就是信任,但要通过制度、规章、流程加以管理,有互相监督的体系。”

  就这样,1996年大学毕业时的刘强东,由大学期间最富有的在校生变成了离校后负债最多的毕业生。然而不肯气馁的他决心先好好学习管理经验,为以后的创业打基础。于是他选择了一家以管理著称的日资企业工作。

  这家日资企业实行的是轮岗制,从计算机信息化到物流岗位,再到采购,刘强东通过轮岗对公司所有的环节了如指掌。在工作之余他除了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大量管理方面的书籍外,还要编程赚钱还债。日子就这么紧张而充实地过去,很快,刘强东还清了所有债务,并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次积累。

  怀揣着一肚子管理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刘强东辞去了当时高薪的工作,决定自己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实在是无法控制自己内心创业的冲动”。1998年6月18日,刘强东打破三个小猪存钱罐,拿着12000块钱,骑着“二八”自行车,跑到中关村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坚守诚信默默独行的追梦勇士

  第二次创业,刘强东将目光转向了IT零售业。他在中关村海龙市场前面的海开市场租了一个最便宜的柜台,代理销售刻录机,建立了最早的京东公司。

  当时海开市场的柜台可以说是中关村中位置最差的,市场总共仅有32个柜台,由于人流少,一年之内租出去的柜台数不超过5个。客观条件的劣势就决定了京东公司从创立那天开始就随时面临倒闭的危险,“如果第一个月不能赚钱的话,京东公司存活期都不到一个月。”刘强东明白,为了有客户就必须宣传自己。于是他放下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架子,亲自在中关村的马路边上发传单来吸引企业用户,“前两三个月,公司几乎是就我一个人,天天拿着宣传单站在楼下发。”

  在代理销售过程中,刘强东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坚决不卖假货和水货。皇天不负有心人,诚信使刘强东的京东商城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人气,第一个月京东公司盈利将近1万元,3个月后有了第一个员工。刘强东靠自己的汗水与诚信完成了自己创业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生,天天卖电脑配件站柜台,会被认为是走下坡路,令很多人都瞧不起。有些爱面子的刘强东将自己创业的事情向父母隐瞒了3年,在创业的那几年他一直告诉父母自己在一家外企工作。“一直到2001年,我母亲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在人大东门,要我过来接她,我创业的事情才露馅了。”

  看到刘强东创业,他的母亲很自责,认为自己没有教育好他。在她看来,一个人大的毕业生去中关村摆柜台就是不务正业。母亲的态度让刘强东很痛苦,然而这种痛苦不光来自母亲的不理解,还来自自己的女友。“我创业的时候有个女朋友,那时候她在读研究生,有时候下课会跑到我那,看着我说,难道你一辈子就要这么生活下去?”

  刘强东谈及当时创业的这段经历仍有很多感触。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外地人来北京创业,没有资金、没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人,不过怎么苦与累都不算什么,最痛苦的莫过于周围的人不理解。“如果这个世上没人能理解你,包括自己的父母、恋人,那么你要做的只有坚持。”

  正是由于这份对梦想的坚守与坚持,对理想的不抛弃、不放弃,3年后,他的柜台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光磁产品代理商,营业额突破6000万元,个人财富积累也实现第一个1000万。

  临危不乱华丽转身的圆梦智者

  2001年,代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每年净利润几百万,刘强东却开始思考转型,“我意识到继续做代理没有价值了,要么往上走做分销,要么往下走做零售抓终端用户,我选择了往下走”。结果开零售店也很顺利,如果坚持到现在,也许京东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国美。

  就在刘强东踌躇满志的时候,2003年,一场始料未及的危机让刘强东作出了重大的抉择。“非典”的爆发让原本车水马龙的中关村门可罗雀,也让刘强东的生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没有人流,再便宜再好的商品也卖不出去。如果“非典”6个月不过去的话,京东公司就要第二次面临倒闭的危险,怎么办?刘强东马上就想到了互联网,既然跟用户不能面对面交易,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就是很自然的选择。

  刘强东于是就把货物搬到了网上销售,这个转型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2004年刘强东终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关闭所有线下店铺,专注线上交易,专心经营京东网上商城。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注,虽然电子商务运营效率高,可降低运营成本,但毕竟线下的门店经营都已成熟,“我曾经算过,那时我的资金只能支持‘京东网上商城’1年零3个月,如果输了,京东公司就要第三次面临倒闭的危险。”

  由于在做零售时京东公司良好的口碑,没有媒体推广,没有频繁曝光,没有自我炒作,仅依靠其用户的口口相传,在过去4年多的时间里,京东商城从零开始到成为中国电子商务界的领军企业,并获得今日资本投资集团超过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一切就发生在刘强东和他的京东商城身上。

  如今,京东商城注册用户已超过660万,每天有25000张以上的销售订单,每月有超过5400万人次的浏览量,连续5年保持300%以上的发展速度,占据了3C(通讯产品、电脑产品和消费电子类产品的总称)网购市场40%以上的市场份额,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京东商城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网上沃尔玛”。

  重返母校回首创业的解梦“前辈”

  如今回到母校人大,走在校园中,刘强东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18年前自己背着70多个鸡蛋走进校园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时光如梭,在刘强东看来,“其实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都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像流星一样,全世界能对人类有影响力的人很少很少。我从来没想做那样的人,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每天做有价值的事情,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就很好了。我希望跟我接触的人,能够像我一样去拼搏,少点打游戏的时间,少点K歌的时间,多做些实在的事情就行了。”

  面对小师弟、小师妹们,刘强东说,10年、18年可能会很快过去,要抓住大学中最美好的时光,多学些知识。得知很多同学像自己当年一样胸怀创业梦想,他提出了几点建议:

  坚守自己的梦想不放弃。创业的道路就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在很多很多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能理解你自己。

  一定要学会坚持。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创业过程中肯定会有挫折和失败。机会随时存在,只要坚持,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希望大家能够坚守诚信。不坚守诚信而能够成功的人,我没见到过。

(原文刊于2012年9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六集)》)

胡福明

  伟大历史转折中的重锤响鼓

  ——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福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推出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这篇文章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为批判“两个凡是”的檄文,使一场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兴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生于1935年7月,1959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2年1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即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从助教、讲师直到副教授、副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1982年11月至1985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6年1月至1995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1993年兼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1988年任教授。1984年12月至1994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95年2月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仍兼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在“文革”中,胡福明蒙受了灾难。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被打成“黑帮”后,胡福明也被打成“匡亚明黑帮”一分子,于是被批斗、游街,祸及全家。但是,由于胡福明出身好,本人历史清白,所以“造反派”抓不到什么“把柄”。南京大学恢复招生后,胡福明继续在校任教,并负责全系的教学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个月,《人民日报》在关于南京大学师生员工揭批“四人帮”第一次大会的报道中,就用了上千字的篇幅写到胡福明的发言内容。接着,在江苏省召开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第一个上台发言的又是胡福明。从1977年12月起,胡福明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四人帮”的谬论和罪行。

  1977年春天,揭批“四人帮”的热潮突然冷却。这引起了胡福明的苦苦思索:原因在哪里?当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原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突然降温、刹车,根子就在当时中央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当中国即将出现历史性转变的时刻,“两个凡是”的提出在本质上是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当时,胡福明意识到,中国已处于重大历史关头:要么坚持“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中国人民将摆脱不了“左”的磨难;要么改弦更辙,否定“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重新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作为一名有使命感的共产党员和有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的胡福明,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批判“两个凡是”,中国的出路就在否定“两个凡是”,只有否定“两个凡是”,才能真正拨乱反正。

  经过近半年反复思考,到1977年6月初,胡福明下定决心,要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武器,批判“两个凡是”。但这是当时中央的方针,哪一家报刊能发表这类文章呢?胡福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绕弯子”、“找替身”。这个“替身”就是林彪的“顶峰论”、“句句是真理”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胡福明认为,“两个凡是”与这些谬论在哲学上是一路货色,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所以,拿“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来作“两个凡是”的“替身”予以批判同样能在思想上拨乱反正。那么,提出什么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呢?这又是个难题。胡福明认为,只有在剖析“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的内容本质中寻找。这时,他梳理出两个选择,一是宣传“实践论”,一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经过了个把月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到1977年7月初,胡福明终于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基本论点,批判“两个凡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观点切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

  当胡福明把文章主题、观点、布局基本确定下来,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写作提纲时,他的妻子生病住院了。他每天晚上要去陪夜照顾。天气正热,蚊子又多。有时无法入睡,他就在医院走廊上看书,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中有关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内容一一摘录下来。经过五、六天的构思,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这时已是暑假,他坐下来整理提纲,又花了一周时间,写成初稿。然后,经过3次修改,在1977年9月初他把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的王强华。

  在当时“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沉闷背景下,胡福明写成的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谈何容易!文章寄出后四个月没有消息,为什么呢?这里固然有一个文章的编审过程,《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力求使文章的论述全面准确,不授人以柄;更重要的还在于文章需权威人士“一锤定音”,选择“最佳时机”加以推出。

  直到1978年1月份,胡福明才收到《光明日报》王强华的回信,并附来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小样。信中说,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之后,又经过3个月的往返,文章修改了数次,《光明日报》原本决定于4月2日在哲学版上刊用,但由于报社内部对文章有不同意见,因而迟迟未能发表。然而,历史老人还是不吝机遇。《光明日报》总编易人了:杨西光走马上,壬。胡福明的文章摆到了新任总编杨西光的案头。杨西光看了很高兴,对这篇文章十分赞赏。杨总编认为这篇文章如果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的分量,使之更有战斗性。

  当时,胡福明正从南京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会议。趁这个机会,他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修改文章。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杨西光又把胡福明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住下,继续修改文章。最后在《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帮助修改下,文章才基本定稿。在此期间,杨西光多次去看望胡福明,跟他交换意见。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光明日报》随即公开发表。”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胡福明的名义,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胡福明同意了这样的做法。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决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而《理论动态》的文章在发表前照例要送胡耀邦审阅。头一回,胡耀邦在清样上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这个圈是“圈阅”之意,表示胡耀邦同意发表此文。第二次审阅时,胡耀邦说:“我以为这个稿子可以了。”这就是文章的最后“拍板”。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位置推出了此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即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一天,由于新华社的转发,全国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此文。5月13日,转载的省市级大报有16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不仅立即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共鸣和支持,而且掀起了一场批判“两个凡是”的理论风暴。

  当时,这篇文章发表后也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有的甚至指责文章是“砍旗子”、“丢刀子”,罗织了几大罪状。这样,文章引起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还是搞“两个凡是”、维护“文革”理论。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政治上、理论上有力的支持。

  胡福明的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中全会还提出了改革的任务。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主要是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前夕,率先冲破了思想理论上的“禁区”,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成为批判“两个凡是”的重锤响鼓。

  胡福明  生于1935年7月,1959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2年1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1982年11月至1985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6年1月至1995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1993年兼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1988年任教授。1984年12月至1994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95年2月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仍兼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至今。

(原文刊于1997年10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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