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
公告
2017-08-15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80周年校庆有关事宜的声明

近日我校接到举报,反映有不法分子以所谓的 “校庆组委会”的名义发布书画展通知。为维护我校声誉,保证社会相关人士合法权益,特作如下郑重声明。

2017-05-27
关于招募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志愿者的通知

2017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0周年校庆,为配合我校80周年校庆活动的开展,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校庆活动中来,现开展80周年校庆志愿者招募工作。本次校庆志愿服务工作旨在引导同学弘扬“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校庆精神,深入了解校史校情...

2017-04-26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发布80周年校庆主题和标识的公告...

2017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0周年校庆。 本次校庆将以“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为主题,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以贯之、广为延续的的光荣传统,凝结了学校从战火中走来、在时代中奋进的精神品质,反映了学校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理念

2016-10-03
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公告(第一号)

岁月不居,春秋代序。当2017年金秋灿烂,层林尽染之季,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八十华诞。我们怀着欣喜的心情,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各界朋友,向全体师生员工,向心系母校发展的广大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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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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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段永平

  大智慧铸就闪耀人生

  ——访旅美华人企业家段永平

  段永平简历

  段永平,1961年生,江西南昌人,旅美华人企业家。1978年至1982年就读浙江大学无线电系。1985年至1988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数量经济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82年分配至北京电子管厂工作。曾创立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中山霸王电子工业公司。1995年创办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现任步步高集团董事长。长期从事慈善事业,现为心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打工皇帝”、“明星企业家”、“中国股神”、“隐逸富豪”、“慈善家”……媒体通常给他冠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称呼。近日,旅居美国的他在毕业20年后重返校园,当站在讲台上与师弟师妹们交流时,他淡然地表示自己丝毫不看重这些称呼。

  由一个闯荡东南沿海的“高级打工仔”到名震一时的企业家,再到享誉一时的投资家,直至如今的慈善家,段永平成功地完成了人生的三级跳。

  初出茅庐——“打工皇帝"妙手回春

  那是一个财富梦泛滥中国的时代,南下“淘金”成为一种潮流。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动大潮中,段永平怀揣着梦想到广东闯荡。那时,拥有财富成为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什么时候我也能火一把”几乎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

  1989年3月,段永平来到中山市怡华集团属下的一个小厂担任厂长。此时,该厂已亏损200多万元,但是,段永平坚信“面包总会有的”。在他接手后,工厂开始生产家用游戏机,并决心创立自己的品牌——“小霸王”。之后,他用令人刮目相看的效率做起了质量、售后服务和经销网络三项工程,并有效拉动成功品牌的“三驾马车”——做足工夫,真金白银,不容掺假。

  三年后,这间小厂产值达1亿元,并正式命名为中山市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小霸王游戏机也在众多游戏机品牌中称王称霸,一枝独秀,并成为一代人记忆的一部分。1993年,在计算机因为高昂的价格而“犹抱琵琶半遮面”时,小霸王学习机横空出世。将原来的小霸王游戏机同计算机键盘和一个计算机学习卡连接起来,通过电视机做显示屏,组成了一套计算机学习系统,一经推出,小霸王学习机迅速占领市场,成为这个行业当之无愧的“霸王”。

  那时候,小霸王的电视广告《拍手歌》在中国城乡间到处传唱,效果之好令广告从业人员大跌眼镜。后来,段永平请来影星成龙,朗朗上口的广告词“同是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小霸王”使小霸王学习机家喻户晓。

  1994年,在一次问卷调查中,小霸王击败IBM、联想等,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计算机品牌。当时,小霸王品牌的无形资产评估约为5个亿,1995年,小霸王产值逾十亿。按照事先协定的分配方案,段永平本人及下属获得了小霸王纯利润的20%——一个令人不敢奢望的数字。同时,各种荣誉接踵而至,段永平先后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等,也被媒体冠以“打工皇帝”的称号。

  在这本该大展宏图的时候,段永平却突然向怡华集团提出辞职,这一天是1995年8月28日。这一决定看似不可思议,但是现在看来原因却也十分简单。段永平一直渴望做一名真正的企业家,将企业做成中国的松下,但是小霸王的发展却越来越受到现实的掣肘。在小霸王后来的发展中,集团时常将企业盈利抽走,用于其他地方,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使得其发展后劲不足。为此,段永平提出对小霸王进行股份制改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短命的企业多,‘各领风骚没几年’,要长久做下去,必须搞股份制。”但是这个方案却被束之高阁。在遭到拒绝后,段永平“等来等去等不及了”,只好辞职。当时这不仅在小霸王内部引起了震动,外界也感觉不可思议。但是段永平的想法仅仅只是“想着要离开”,“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对的事情。地方不对就得改,不管多大的代价都是最小的代价”。

  步步高升——“明星企业家”白手起家

  离开小霸王后,段永平在一水之隔的东莞自立门户,成立了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公司实行股份制,几乎所有的高、中层管理人员都入了股,普通员工也纷纷加入,这为步步高赢取了可观的启动资金。同时,鉴于“阿段”的魅力与威望,很多人都慕名前来工作。

  步步高像小霸王一样迅速崛起,并取代小霸王成为新的行业龙头。段永平也凭借“步步高”再次腾飞,步人中国成功企业家行列。

  步步高品牌旗下拥有三大系列产品:数字视听产品、通信设备产品、以复读机为代表的教育电子产品。凭借“诚信”、“本分”的经营理念、高素质的员工团队和卓有成效的品牌战略,步步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步步高升。1999年、2000年,步步高连续两年夺得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事业盛极一时。

  “要做对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对,这是原则问题。”段永平再次阐述了他的诚信理念,“我们公司做广告和很多公司是不同的,对文字的斟酌非常仔细,有任何夸大其词的文字就会修改,不越雷池半步。我们的出厂合格率是99.35%,如果低于99.35%,产品是不能销售的。但我们不能保证产品百分之百合格,剩下的0.65%需要靠售后服务来弥补,这是我们的本分。”

  在所有人都在讲“敢为天下先”时,段永平却提出做企业要“敢为天下后”。相对于“敢为天下先”的变革精神来说,“敢为天下后”也是一种创新。后进入行业,更容易看清对手和市场,更清楚自己与先进的差距,避免走弯路,也更容易找到突破口单刀直人,后来居上。“短暂的高速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持续安全才能笑到最后。”步步高进入市场时,正是竞争激烈的时候。但是凭借着诚信和平常心,步步高笑到了最后。

  几年下来,段永平逐渐稀释了他在步步高的股份,退出了管理层。尽管他还保留着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的头衔,但是企业的发展基本上交给了经营管理层。定居美国后,段永平在步步高的身份已经转变为一个高级顾问,“我不会干预他们的工作,他们有疑问的时候会打电话咨询我。”

  从“小霸王”到“步步高”,段永平几乎复制了商业的成功,他也成为商业界的神话缔造者。在事业如火如荼开展时急流勇退,这一举动让很多业内外人士感到不理解。不过,正是这一次的潇洒转身,段永平成就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段辉煌。

  投资股市——“中国股神”竞拍天价午餐

  为了兑现结婚时对妻子的承诺,在步步高稳步向前发展时,2001年,拿到“绿卡”的段永平远赴美国,开始了海外淘金之路。

  2001年,段永平全家定居北加州,此时他的一对儿女还小,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陪孩子,空闲时间做投资和打高尔夫球。当年年底,他开始以1美元左右的价格大量买进网易股票。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多,以及网络游戏异军突起,网易股价一飞冲天,逼近百元大关。段永平凭借此次投资获得了百倍以上的收益,华尔街的华人投资圈因此送给他“段菲特”的称号。

  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的巴菲特”越来越多地被拿来和巴菲特比较。而段永平则认为,简单地把在股市赚钱的人称作“巴菲特”,是对巴菲特的误解,“我不想成为巴菲特”。不过,他坦承,他从巴菲特那儿学习到了很多。

  2006年,段永平以62.01万美元的价格拍下了与世界第二富豪、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并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史密斯·沃伦斯基牛排馆与巴菲特共进了受到人们热议的午餐。人们关注两人到底谈了些什么。段永平公开表示,这次午餐并不是为了向巴菲特讨什么锦囊妙计,“如果花62万就能买到巴菲特的秘籍,巴菲特岂不是太不值钱了!”他只是觉得“他老人家搞慈善,我捧个场。Just for fun(只是为了有趣。)”不过此话却在网络上激起了千层浪。“巴菲特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对我们和侍者的态度都特别好。”面对有些人激愤的责问,段永平淡然表示并不往心里去,一如既往地谈着对巴菲特的印象。至于人们关心的“值不值”的问题,60万美元和从巴菲特身上得到的帮助相比,是可以忽略的,“有些事情不是对错的问题,关键是大家看待的角度不同”。

  当然,那期间两人还是谈论了一些有关股市的事情。巴菲特讲的“不要卖空、不要借钱、不要做自己不懂的事情”三点原则让段永平受益匪浅,“最重要的是,我学习到了如何减少犯错误的概率。”虽然两人投资的方向不同,但是在基本的原则上,两人还是保持着一致。

  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对段永平的财富估价是10亿元,排第72位。尽管任何一个决策都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段永平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并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慈善领域。

  公益之路——“慈善个体户”热衷教育事业

  “罗杰斯曾说过,慈善给你带来的回报远远大于你的要求。因为做慈善没有打算要任何回报,所以任何回报都大于你的预期,就这么简单。”相对于在商业界和投资界的低调,人们越来越多地在慈善板块看到段永平的身影。2007年,他以1.66亿元的个人捐赠位居中国慈善排行榜亚军。

  “慈善是我的工作,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情。”这是段永平的慈善理念。在所有的捐赠项目中,他和网易公司总裁丁磊联手向浙江大学捐赠4 000万美元支持教育事业成为中国教育界接收到的最大一笔捐赠。其中段永平个人捐赠及募集的资金有3 000万美元,包括设立等额配比基金。2010年2月28日,段永平和夫人刘昕共同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募集捐赠3 000万美元,支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是国内高校接收的最大笔捐资之一,其中同样设立了等额配比基金。

  等额配比基金是指“当他人捐赠项目经费,等额配比基金就会捐赠相同数量资金”,每笔资金有一定上限。这样既激励了校方管理层募捐的积极性,也带动了其他人的捐款,同时也避免了监督基金使用的麻烦,在中国开创了先河。这种慈善基金等比配的做法,是段永平在斯坦福大学设立中国留学生基金时听人介绍的。经方方面面考虑后,段永平决定在国内尝试这种机制。

  4 000万美元的捐赠之后,段永平心中已有了下一步的计划——在国内县、镇(乡)一级,设立一个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公共图书馆网络。提议来自段永平夫人,夫妇俩几番讨论有了大致的构想。在美国,这样的儿童公共图书馆随处可见,段永平自己就常常带孩子去那里看书、游戏。因为夫妇俩童年都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深知这样的文化资源在中国农村尤其匮乏。

  由此,段永平夫妇发起了一个家庭型慈善基金——Enlight基金。结合了夫妇二人的名字,基金会的中文名字定为“心平基金会”,其宗旨是关注教育和环保事业,未来捐赠的重点在中国。

  尽管是在一个全新领域的探索,段永平对“心平基金”有充足的信心:一方面,基金会和企业有诸多共通之处,基金会现在已经有很清晰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没有人逼我做这件事,重要的是我要去做,要不断地改善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基金会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追求,在段永平看来,“没有功利性”会让事情简单得多。

  “简单不等于容易,简单也往往意味着很难。”段永平相信,经过5到10年,将会熟悉基金会所运作的领域,也会有心得,“我们希望基金会将来能够成长为一个高度透明、比较有意义、持续发展的基金会。”

  2008年9月,心平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获得非公募基金会资格,正式进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来实现两人建立公共图书馆网络的愿望。那一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没有宣传,没有口号,段永平以个人名义悄无声息地捐助300万美元,而他的解释更是简单:恰好手里有那么多钱。

  尽管段永平一直否认是在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捐赠,甚至反对将自己的慈善事业和移居美国联系起来,不过对于中美之间捐赠文化的差异,他还是有着非常清晰的感知。“我们国家缺乏捐赠文化。”他认为,对于富人的捐赠,人们总会给予更高的期许,并把捐款的金额作为评判的标准,媒体也会对捐赠数目进行比较和评价,甚至冠以炒作的恶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打击捐赠的积极性。慈善本身不是竞赛。慈善是全民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少数富人的义务。”

  在他的理解中,花钱比赚钱更累,钱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一直享受的,是在成长和奋斗过程中得到的乐趣,“我见过比尔。盖茨好几次,当时他们和雅虎正在闹纠纷,所以都不是很开心。我有时候感觉如果拥有他那么多的钱挺痛苦的。”

  为了不剥夺子女从奋斗的过程中获取成功乐趣的权利,段永平希望把剩余的资产用来资助他人,而不是留给子女,“如果把这些对于我来说是麻烦的钱捐赠出去,而且能帮助别人,我觉得是很幸福的。”段永平朴素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岁月洗礼——知天命的人生感悟

  在段永平的投资事业和心平基金会的创立中,夫人刘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昕同样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友,1990年毕业于新闻学院,旅美著名摄影家。

  “每个成功男人身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对于段永平来说,夫人刘昕的支持弥足珍贵。同样,在他的心中,家庭是第一位的,天伦之乐成为他现阶段最重要的投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亲情,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时临知天命之年,回顾段永平的企业管理和投资生涯,够得上跌宕起伏,或许正是经历了风云变幻,在面对生活时,他才能显得如此风轻云淡。

  围棋最紧要之处称作胜负手,乃决断之机,一步对未必步步对,但一步错则必步步错。段永平人生哲学的精要之处,则是本分、平常心,“永远不要把自己逼到要下胜负手的境地”,落子无悔,待到收官之时,胜负已定。

  秉持着稳定平和的生活理念,段永平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神话之后完成了令人羡慕的华美转身。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看到眼前这位校友,又会开拓出一番全新的天地。

(原文刊于2012年9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六集)》)

周巍峙

  他与文艺:一世不解缘

  ——访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

  他,通过主编的《中国呼声集》将《国际歌》介绍给中国广大读者;在敌后首次指挥了《黄河大合唱》;创作了传世佳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和《十里长街送总理》;参与领导、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耄耋之年当选中国文联主席,年过八旬仍奔走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祖国文化艺术事业操劳。

  他,就是周巍峙。

  炎炎夏日,一个周日的上午,我们有幸走入他飘溢书香的家,走近这位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的老人。

  抚今追昔,周老神思悠远,浓浓的苏北口音饱含深情,讲述了他与文艺60余载的不解之缘。

 一

  1916年的暮春时节,周巍峙诞生于江苏东台一个城市贫民家中。幼年时断断续续的两次私塾、两年高小(没毕业)的文化程度,是“读书”与“接触社会”,将他引上了文艺的道路。

  从《申报》馆图书资料部的练习生,到邹韬奋的《生活日报》筹备处文书,到给李公朴先生做秘书,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阅历,增长了才干,磨砺了手中一支笔。到20岁时,他担任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部的主任,完成进步书籍印刷出版的繁重任务,他已能独当一面。那时,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广大工人、店员和学生中开展救亡歌咏运动和救国会运动。

  1935年秋,他参加了党领导的“苏联之友社”音乐组,并在业余合唱队和歌曲研究会担任中国歌曲作者协会执行干事。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周巍峙。凭着自己的热忱与才智,开始涉猎声乐,创作歌曲,学习指挥。1935—1937年间,他创作了《前线进行曲》、《上起刺刀来》、《起来,铁的兄弟》等歌曲,并为《国难记》、《义勇军歌》配上地方戏及民歌曲谱。1936年7月,他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救亡歌曲专集《中国呼声集》,因被禁,改名《民族呼声集》出版,共在全国销售45000册。他通过这本书,巧妙地把《国际歌》作为苏联国歌,公开介绍给广大读者,宣传共产主义。抗战爆发后,周巍峙参加了八路军,投身于抗日战争中。

 二

  1938年秋,周巍峙第一次走上了文化团体的领导岗位。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任命他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11月,周巍峙率西战团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西战团先后受晋察冀军区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领导。时年22岁的周巍峙,不仅要领导好全团的创作演出、编辑出版等工作,更要负责全团同志的生命安全,保障他们的生活,深感责任重大。

  他领导西战团除了进行大量的创作演出活动以外,还为建立村剧团做了大量工作,于1940年春夏间,首次在敌后创办了乡村艺术干部学校并任总校校长,有计划地训练各地村剧团干部及负责文化工作的区干部。他还多次参加对敌政治攻势工作,偕同西战团凌子风、陈强等同志参加武工队,在敌人炮楼所在村进行文艺演出,分化争取敌伪军。

  那时的演出条件极为艰苦,打游击的时间比演出的时间还要多,但只要战斗一停,周巍峙就带领团员们开始演出。他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情景,根据地的老百姓在反“扫荡”中担惊受累,食不果腹,要靠摘杨树叶腌菜过活,因身体太弱,从树上摔下来还要爬上去摘。就是这样的生活境遇,老百姓仍不肯错过一次村剧团庆祝胜利的演出,没有了锣鼓,就跑到几十里外的村子去借。为了这样好的人民,周巍峙和团员们已不是“表演”,而是表现,用心来表现他们对人民的深情。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使晋察冀边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周巍峙深深地记得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越是临近抗战胜利,那光明到来前的黑暗也越发浓重、压抑。西战团的全体成员与根据地人民同甘共苦,吃黑豆,喝盐水汤,坚持斗争。也就是在这一时期(1941年到1942年间),周巍峙第一次走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为学员们讲授了几个月的作曲和文艺理论课程。尽管生活极为艰苦,但联大学员们仍斗志昂扬,努力提高,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敌后工作五年半,周巍峙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文艺委员、晋察冀边区文联宣传部部长、边区音协主席等职。1943年初,他还当选为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1944年4月,周巍峙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全团分散学习。他为向“七大”献礼,领导了三个解放题材话剧的创作和演出。抗战胜利后,周巍峙继续留在延安,负责撰写西战团敌后工作总结专稿。

  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延安鲁艺迁至东北解放区,华北联大正式成立文艺学院,周巍峙也随之来到张家口,他又一次走进华北联大。从1946年初到1948年初,他先后任联大文工团副团长、团长,管理过戏剧、音乐两系的教学工作。

  六百多个日日夜夜,他潜心教授《音乐简史》和《聂耳研究》两门课,并负责领导文工团的演出活动。此时恰逢解放战争进入到最为困难的时期,虽然生活条件较之抗战期间有所改善,但办学条件依然艰苦。上课时没有黑板,他是把歌曲讲义油印在废纸上,悬挂起来讲课。解放区的学习生活也是平静与紧张交织,时而安宁几天,时而要抵御国民党的进攻。在繁忙的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之余,他还悉心研究了声乐及音乐史等专业知识,以求能更系统深入地把音乐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们。

  1948年初,石家庄解放,周巍峙被调入石家庄市从事新的工作。从此,他离开了华北联大。

  忆及两次在联大教学的时光,周老感触颇深。“虽然环境艰苦,很多时候教学工作受了很大限制,学期不能太长,但学校绝不仅仅是短期培训班”。周老十分反对某些认为战时大学就是短期培训班的错误观点,他认为党非常重视培养干部的工作,办学面向搞过基层工作、有实践经验的年轻人,这对服务于当时工作的需要和培养出高水平党的干部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华北联大在教学中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普及知识与提高能力相结合,战争的需要与未来的需要相结合,周老尤为赞赏这三个结合。正是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为革命胜利及以后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峥嵘岁月中,撒下了周巍峙辛勤的汗水,撒满了周巍峙激昂的歌声。从抗战开始到全国解放,除长期担任文艺领导工作外,周巍峙还积极投入创作之中。他写下了大量群众歌曲,并创作或参与创作了《两年间》、《相信谁》、《八路军和孩子》、《不死的老人》等几个歌剧。他还为夏衍改编的著名话剧《复活》创作了《啊,可爱的喀秋莎》等插曲。1938年9月在延安开始参加现代题材京剧的音乐改革工作。1939年在敌后首次指挥了《黄河大合唱》。他还为城市戏曲方面调查研究、团结戏曲艺人等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周巍峙主要负责艺术事业的领导管理,领导组织全国艺术创作演出和评奖活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与《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周老功不可没。在音乐事业建设方面,周老呕心沥血,但个人的音乐创作却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为了祖国文艺事业的繁荣昌盛,周老甘于奉献自己的一切。“一生打杂终不悔”——正是周巍峙一生辛勤工作与高尚人格的写照。

  同时,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周老才华横溢,他创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及《十里长街送总理》,脍炙人口,流传久远。

  

  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周老,仍没停下他那奔忙一生的脚步,他难舍与文艺的不解之缘,他仍在为之操劳。其中,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和中国革命文化史料的征集和编纂出版工作,几乎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

  早在十年浩劫中,周巍峙就目睹了民间文艺资料大量流失,深感惋惜之余,他开始思索如何抢救民族民间艺术瑰宝,妥善整理保存这些资料的问题。

  改革的春风拂遍神州大地,年近七旬的周巍峙,旋即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这项紧迫的任务中。终于,由文化部牵头,由国家民委及中国各有关文艺家协会共同发起组织了“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他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主攻十部文艺集成志书这一系统的重点文化建设工程。这十部集成志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卷编纂,共计有300卷,约450册,近5亿字,内容囊括了民族民间文艺的方方面面,如:民歌、器乐、舞蹈、曲艺、戏曲、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对资料的注释与考证、各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的历史、源流均写有研究文章。这项工程被海内外学者誉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万里长城”。

  18年来,周巍峙足迹遍及江南塞北,他走遍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都要深入六七个省,花去近半年时间进行督促、检查或审稿的工作。就在我们拜访周老之前不久,这位八旬老人尚在甘肃、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不辞辛劳地工作着。谈到此次仲夏西北之行,周老一方面感叹于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的璀灿,一方面深感编纂任务比较重、条件亦很困难,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由于民族民间文化沿袭“人在艺在、人去艺亡”的传统规律,因而有的民间老艺人,还没等到收集整理好其全部“绝活儿”便不幸辞世,致使技艺失传,留下无尽遗憾。为此,周老深感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迫在眉睫,唯有倾尽全力完成,才能上对得起祖先——传统文化遗产不丢;下对得起子孙——当代及未来文化事业的需要。

  令周老颇感欣慰的是,这项由他领导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5万人参加的浩大工程,由于大家认识到抢救民族遗产的重要性和编纂集成志书的使命感和迫切感,工作都十分积极投入,都保证按时保质完成任务。现今,经过初审的稿件已近200卷,已出版了100卷142册,2000年末可全部完稿,在21世纪初将300卷书全部出齐。

  关于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史料征集、编纂出版工作,又是周老辛勤耕耘的另一沃土。谈起解放区文艺史,周老不无感叹。他曾在解放区从事文艺工作,对解放区的文艺状况深为了解。然而,长期以来,不少人误认为解放区文艺“只是宣传没有艺术”,是“狭隘的农民艺术,”甚至说那一时期没有文艺作品,是“文化断层”。一个时期,高等学校教材中,偏重的也是“国统区文艺史”,有关解放区的情况介绍较少。作为一名从解放区走过来的老文艺工作者,对于此种现象,周老深感遗憾。他说解放区文艺工作是在十分艰巨危急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有不少佳作。

  “那是雪山上的‘雪莲’啊”,周老深情地评述着,确实诞生了稀有珍贵的艺术之花。难道说,郑律成的《解放军进行曲》不是艺术精品?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不是伟大的艺术?王昆等的歌声不是优秀的艺术?

  追忆当年约有3000名文艺工作者在晋察冀边区投入革命斗争的情景,周老的心激动了:“解放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为共和国的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定要对解放区文艺工作有正确评价”!

  周老强调文艺为战争服务是当时战略的需要,符合人民的利益,绝不是短视。解放区同样拥有璀灿的艺术结晶,并在战争中使传统文化艺术得到了创新,有关这一时期资料散失严重,如果现在还不收集整理,那么这段珍贵的文艺史会被人们淡忘。

  他和一些老同志一起组织领导13个协作小组,深入各省原解放区所在地,发掘整理资料。除此之外,他还负责推动和组织全国文化史志部门,收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革命文化工作的史料,整理出版成书,目前已有几百本此类书籍问世。

  周老人到暮年仍壮心不已,以满腔的赤诚向世人诠释着两个问题:

  ——中国是否具有最为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无疑,300卷的文艺集成志书,为中国文化作了最有力的界定。

  ——中国的解放区文艺工作有无贡献?由他主编不久将问世的《中国解放区文艺史》会作出最响亮的回答。

  1996年,周巍峙当选为六届文联主席。他为祖国的文艺事业默默奉献60余载,为宏扬党的革命文艺路线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至今还自谦为“文联一新兵”。他说,要按照中央对文联提出的“协调、服务、桥梁”的精神去做工作,采取多交朋友的方法,真正了解文艺家的想法,了解他们的需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同时采取各种方式引导他们更深入地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周老侃侃而谈,他那儒雅的长者风范,谦逊朴实的言辞,慈祥可亲的微笑,时时打动着我们,感染着我们。

  一个催稿的电话使我们不得不结束了这次拜访,明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周老这几日都在赶写纪念文章。他说周总理十分关心文化事业,他非常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注意到客厅的几案上端放着周总理的烧瓷照,可见老人缅怀情深。周老提到明年还是田汉同志百年诞辰,对于田汉、夏衍、阳翰笙等老一辈艺术家,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与艺术精神,也是他——周巍峙义不容辞的责任。

  告辞出门。想到盛夏的周日,周老还要伏案工作,他对我们说过的一些话又萦绕耳际:

  “我的工作很杂,但我都很喜爱,一生做个‘打杂工’。”

  “我做事讲求效率,讲求一步一个脚印,有始有终。”

  反复品味着周老的话,我们不禁回首凝视那书香袅袅的小楼。我们唯愿,唯愿周老的艺术生命之树常青。

  周巍峙  男,江苏东台人,1916年生。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之友社”音乐组,担任中国歌曲作者协会执行干事。1938年7月入党,同年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1944年4月率团回延安,从这时至1949年先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副团长,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团长,戏剧音乐系主任,中共张家口市文委书记等职。1949年至1976年期间,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音协、舞协、曲协副主席等职务。1971年起任文化部电影局核心小组组长,文化部代部长,《聂耳全集》、《洗星海全集》主编。现任中国文联主席、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等职。还担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副主编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辑委员会常务副总主编。

(原文刊于1997年10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三集)》)

刘振敏

  质朴无华  正直敬业

  ——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记者刘振敏

  说起刘振敏这个名字,广播新闻节目的不少忠实听众都很熟悉.她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政治外事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1届毕业生。

  三十多年来,刘振敏兢兢业业地对待工作,诚诚恳恳地对待生活,为我国广播新闻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她的笔,曾记述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万里、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情况。

  她的笔,还记录过美国、英国、法国等100多个国家领导人的访华活动。

  作为一名政治外事记者,每年的重大节假日,刘振敏和她的同事们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每年的元旦、春节、妇女节、劳动节、儿童节、党的生日、建军节、老人节、植树节、国庆节、中秋节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会都要去采访、发新闻。

  年复一年的辛劳没有白费,刘振敏的作品.至少已有900万字的稿件。其中包括文字消息、现场报道、录音新闻、广播讲话、口播新闻、现场直播报道等。这些稿件在中国新闻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广播影视部、水利部、民政部、全国现场短新闻,首都女记协评比中获奖的已有40多篇。刘振敏本人也荣获广播电影电视部先进女职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等称号。

  也许多数人对刘振敏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而我却有幸两次面对面聆听了刘老师生动亲切的讲课。

 生动的专业知识课

  讲授专业课《广播音响报道》的钟新老师特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刘振敏现场报道专辑”提供给大家学习。《钱学森的三次激动》、《江泽民等在火热的水利工地上》、《邓颖超忠骨撤江河》、《李鹏给邓颖超拜年》等被誉为现场报道经典的作品强有力地感染了大家。刘振敏清脆的嗓音、略带乡音的普通话和饱满的激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到钟老师诚恳的讲课邀请。刘振敏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了。讲课前,她还在极短的时间内详细地听了同学们第一次实习的现场报道作业,并在备课纸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详细记录。

  5月23日早晨,刘振敏六点多就离开家门,七点一刻就赶到了学校。八点到十二点,整整四个小时,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像要把她这一生的积累和从事广播事业三十多年的心得体会都一古脑儿交到我们这些年轻人手里。

  那是一个金秋季节。24岁的她,走进了米黄色的雄伟的广播大楼。她第一天走上工作岗位,编的第一篇稿件就是国际政治新闻,接的第一个电话就是记者发来的外事消息,从此,她就与政治外事报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井然有序的工作使她熟悉了政治、外事稿件的规律,同时也锻炼了头脑清晰、手轻笔快的技巧。她开始在这一方领土上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她深信:生活的快乐和幸福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和开拓精神。这位河南姑娘记住了焦裕禄同志的一句话:“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电视事业的发展使她面临新的考验,不少人认为广播已是“夕阳西下”,而她对广播却产生了浓情。她琢磨开了:广播真的是走入穷途末路了吗,广播电视报纸相比,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什么样的广播新闻报道体裁才能有效发挥广播媒体的优势,使它在新媒体不断崛起的形势下保有一席之地呢?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她在实践中摸爬滚打,逐渐认识到,运用手中的话筒采制融编、录、说为一体的现场报道正是广播记者的拿手好戏,是广播参与媒体竞争的优势所在。现场报道要求节目在现场一次完成,节省了好几道技术制作工序。有效地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现场直实可信的音响加上记者本人身临其境的解说,使得报道真切感人。

  现场报道的新形式对广播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记者不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捕捉最有信息量的丰富音响,并且能及时详尽地将耳闻目睹的场景用饱满的激情、生动的语言传达给观众。

  刘振敏说:“当你真正感到采用录音报道的形式要比发文字稿生动、现场感强、可昕性强时,你就会努力干,上了一个台阶,还要精益求精。”为了做好现场报道,刘振敏认真对待每一次采访任务,能做现场报道的就做现场报道,尽量及时地让听众听到最真实可信、亲切感人的报道。同时,她还处心积虑地在报道形式,音响组成、音响与解说的结合、提问方式等方面下功夫,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

  1992年10月17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刘振敏采制的录音讲话《钱学森的三次激动》,节目播出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指示广播影视部部长艾知生让中央电视台于次日重新报道一次。《人民日报》于两天之后发表了钱学森讲话的全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随即要走了录音带。主管科委的国务委员宋健同志称赞说:“你为科技界做了一件好事。”一位普通老工人说:“钱学森同志的讲话实惠解渴,鼓舞人心。”湖南一位农民说:“我有四个儿子都在国外留学,我要让他们学成以后回来报效祖国。”这篇报道取材于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仪式上钱学森的讲话,尽管他只是原封不动地摘录了讲话的十分之一,但所引起的反响却是巨大的。刘振敏兢兢业业的责任心和善于打破常规的开拓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刘振敏常以独特的报道角度采制独树一帜的独家新闻,使政治外事报道这一本身比较模式化的领域增强了吸引力。此外,刘振敏在采用不同方式丰富音响和提问方式的革新上也是善于开拓的先驱。

  坚持了10多年的植树报道,本是很模式化的题材,音响也单调,很难跳出常规的报道方式。在1993年的报道中,她采用了历史音响,将小平同志10年前在十三陵植树时的讲话资料运用到现场报道中来,突出地表现了一代又一代领导人长期不懈地坚持带头植树造林,造福人民的功绩。她还通过“请总书记说一个带绿字的春联或诗词”的提问方式打开了江总书记的话匣子,使报道显得风趣生动。一位高级编辑说:“这主意只有刘振敏才能想得出来。”

  刘振敏曾深有感触地说:“谁都想象不出,我们这些外事记者在国外采访有多苦。我们跟踪领导人采访,飞机一到,赶快去发稿。代表团去吃午饭,我们却要发上午活动的稿。发完稿,接着采访下午的活动。晚上代表团去赴宴,我们又要去发下午的活动稿。别人休息了,记者又要发晚上活动的稿。大饭店的伙食太贵,吃不起,又没时间上街找小餐馆。有时两片干鱼片、几颗花生米顶一顿饭。在澳大利亚饿得胃疼。在加拿大,好容易带了包方便面,旅馆里没开水,只好用凉水泡方便面。广播记者比其他记者更苦,采访时要背上沉重的录音机.各种连线、话筒架、电池、磁带等,记者的车往往离领导人的车很远,要录音就得跑百米。发稿的卫星电话线路都是预先约好的,过时取消。有时为发一篇稿,楼上楼下、拐弯抹角找机房,上气不接下气,拿起话筒就向国内发稿。”

  1991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张照片,内容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照片的左边是少数民族代表,右边是中央领导人,中间是年过半百的刘振敏手举话筒跪在地上录音的背影。这张照片刊登出来后,在广播新闻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嘲笑她;“刘振敏,你太丢我们广播记者的脸了”,“你不会换个地方站吗?”刘振敏自己心里清楚,只有这个位置才能录到听众们满意的音响.为了这个目标,什么她都不在乎。

  深刻的人生哲理课

  刘振敏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是河南唐河县的一名地下党员。五、六岁时,父亲带着全家老小,推着独轮车假装逃荒来到延安。小振敏在延安保小上一年级,母亲在延安保育院照顾革命后代,刚刚欢度过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内战争又爆发了。父亲为了“解放全中国”随刘邓大军南下,家里缺少劳动力,生活极其困苦,当时她母亲正怀着小弟弟。当国民党的飞机扔下炸弹时,小小年纪的振敏左手牵着大弟弟,右手拉着二弟弟,背上驮着小弟弟,钻防空洞。早上去村西头挑水,晚上帮人缝袜子边,赚一点零钱,星期日去挖野菜挑煤土。小学三年级的她常迟到,可作文在全班名列前茅,解放后。全家人回到河南老家,这时,传来了父亲牺牲于大别山的噩耗。不久,家里来了一位父亲早年的战友,他半夜叫醒小振敏:“你愿意跟伯伯去南阳读书吗?”小振敏毫不犹豫点了点头,从此她来到了离家几十里的一个革命子女大家庭。这个家里有伯伯的几个孩子,还有其他一些烈士子弟。这个小集体对培养振敏坚强独立的性格起了重要作用。

  小振敏读书刻苦用功,先后顺利考入了南阳一中(初中)和南阳女中(高中)。毕业前,母亲让她学医,校长却鼓励她报考新闻和外交专业。那年中国人民大学提前考试,单独招生,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振敏和几个同学相约来到县城,怀里揣着过年时嫂子让她买棉鞋的6块钱作为报名费和路费。这次极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刘振敏的一生,她顺利地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踏上了漫漫新闻旅途的第一步。

  1957年9月,振敏走出了闭塞的南阳盆地,踏进了当时位于京城海运仓的人大校园。一个简单的铺盖卷,里头裹着几件少得可怜的换洗衣服,这就是她的全部行装。这一年是人大新闻系第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班里一半是富有工作经验的调干生,这位姑娘睁大着眼睛看着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和周围的同学们,第一次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从小就好强的振敏从此更加努力了,她学习认真,社会工作也不耽误,一到礼拜天就钻进图书馆,至今她仍能清楚地回忆出方汉奇先生讲授新闻史时从容不迫地踱着方步、口若悬河而又思路清晰的讲课情景。

  上大学后,每月14.5元的一级助学金,就是她的全部伙食费和零花钱。每月24斤粮食的定量还自愿节约一些给男生,饭从来都吃不饱肚子,体育达标也从来都过不了关。5分钱看一场电影,4分钱坐一站有轨电车,她都舍不得花。因为掏不起路费,每年寒暑假她都留在学校。回忆这一段艰苦的岁月,刘振敏说:“经过这些困难,以后再大的困难我都不再觉得它难了。当时人民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极其严格的,这为我毕业后从事政治外事记者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终身受益。”

  毕业时,振敏在志愿表上郑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没有填任何具体的单位,但1961年夏,她却走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文革”开始时,刘振敏所在部门的主任被打成“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灭共产主义”的“三降一灭”分子,刘振敏既不理解主任反动在哪里,也不赞同砸暖壶,冲中南海、钓鱼台、乱斗乱批的行为,于是成了保守派。“文革”中的保守派是与反动派划等号的。她的丈夫在空军报社成了保皇派。一次,她刚买了一支红蓝两色圆珠笔,与人聊天时顺手在桌上垫的报纸上划了几下,无意地写了些字儿。没想到,这张报纸登着毛主席的头像,一夜之间刘振敏成了“现行反革命”,在那个黑白不分的年代,极左分子们硬说这是受保皇派丈夫指使的。这样一来,他们两人一起蹲牛棚,一起挨批斗,但她始终高扬着头颅,没有掉过一滴泪,她始终相信自己一心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和人民,冤屈总有被澄清的时候,丈夫到干校改造,每次见面,她都反复地说:“再苦,再累,再受委屈,我都不怕,但有三点你必须答应我:一不能反毛主席,二不能离婚,我不认为你是反革命,三不能自杀,一自杀,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在五七干校劳改,住在猪圈里,白天劳动一身尿,一身水,晚上还要参加批判会。刘振敏怀孕后,好心的人劝她打掉孩子,她却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十月怀胎,她没吃过一只鸡,一个鸡蛋。没吃过任何补品,还要参加繁重劳动。回河南老家生孩子,没有人性的极左分子不让丈夫送,她就一个人挺着大肚子,一手牵儿子,一手拿着行李,冒着大雨一步一滑顺着山坡地走到了火车站。当时许多人站在马路两边敢怒不敢言,只能流着泪目送她远去,而她自己却昂着头一滴泪也没掉下来。

  虽然,用刘振敏的话来说:“‘文革’中所受的苦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然而,最使她佩服的是,平反后成为空军报社副社长的丈夫。忘我地工作,夺回“文革”中失去的时光。他不但不利甩职权对付“文革”中曾迫害过自己的人,反而想方设法给他们合理安置。刘振敏含着泪说:“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他都是我的兄长、老师和伴侣。”

  中越边界自卫战争中,刘振敏的丈夫亲率记者到前线采访,回来发现已是胃癌晚期。1981年,丈夫去世,留下了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大儿子13岁,小女儿才9岁。“他去世后,真像天塌了一样。但天塌了我顶着,再苦再累我也苦苦支撑着这个家,而且业务上更努力了。我真正在业务上拔尖,也是在这十多年。”每天下班回来,刘振敏撂下采访本就系上围裙,下厨房做饭,晚上还要写点随笔或准备第二天的采访。从广播中,人们感受到的刘振敏是一位雷厉风行、激情饱满、精力充沛的女记者,有谁想到这声音背后的酸甜苦辣?

  1992年,她的作品又获了好几个全国大奖,不久职称也通过了评定。刘振敏感慨地说:“如果说当好一名记者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先做人,再做工作。”

  刘振敏的家里很朴素,没有华丽的家具和装修,唯一的一台大彩电还是儿子和女儿凑钱买的。墙上挂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刘振敏与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和她到全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参加各种仪式、会议的采访时所用过的花花绿绿的记者证,密密麻麻的有好几百个。这是刘老师正直敬业的一生的记录,也是她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证明。

  刘振敏曾在一本书中写道,“我喜欢《女记者之歌》中所说的:不要说女性的名字是软弱,我们的美连着新时代的脉搏,工作神圣,全力工作。生活广阔,驾驭生活。”作为一名记者.刘振敏的不少作品已成为了历史.她在现场报道领域的建树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母亲,她给了年轻人坚强自立的性格和正直敬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她是一位成功的生活驾驭者和事业开创者。

  刘振敏  1937年9月23日出生于河南唐河,籍贯河南省,汉族,中共党员,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曾任中央台时政部副主任。1961年,她跨入广播之门,主要采写我国重大政治,外事活动。每年发稿500篇左右。

  刘振敏是中央电台派出国的第一位女时政记者,先后随中国领导人16次访问过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在内的3大洲40多个国家。刘振敏采写的“胡耀邦瞻仰周总理诗碑”、“邓小平强调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邓颖超骨灰擞江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火热的水利工地上”、“钱学森的三次激动”、“中国领导人植树”等40多篇作品在全国性各类好稿评比中获奖。有些作品被收入到“当代中国广播影视”、《中国女记者》、《女专家小传》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江西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教材中。1993年被评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巾帼建功先进女职工称号。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专家津贴。

(原文刊于1997年10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三集)》)

徐焰

  探索军史研究新路

  ——访国防大学教授徐焰

  这是一次几经周折方才成行的采访。

  徐焰是国防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他是科研成果最丰硕的校友之一。

  可是,徐焰教授实在太忙了,各种学术会议、讲课、座谈,等等,使他难于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要不是我请徐焰的“师姐”顾小鸥老师再三催促他,要不是我鼓起勇气多次打电话进行“追击”,不爱宣扬自己的徐焰肯定不会接受我去采访。

  终于,在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如约前往海淀芙蓉里小区,踏上了这次期待已久的“征程。”

  当我来到了徐焰教授所住的宿舍楼底下时,一个身穿便装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快步地从楼门里走出来,他一看见我,稍微打量了一下后,就微笑地向我招手道:“你就是人民大学的小周吧?”面对此情此景,我心头一热,“啊!徐教授原来是这么一个好客的热心人。”于是,我心中原有的距离感和陌生感顿时烟消云散。

  很快,徐焰教授就把我让到了他那简朴而又富有情调的书房中去。面对这位成绩斐然的年轻教授,我不知从何谈起,谦逊的徐焰教授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主动打开了话匣子。

  “我是1979年考入人民大学的,是‘文革’之后人大的第二批硕士研究生。18岁参军,在部队当过工兵、炮兵和基层政工干部,担任过班长、副指导员等职务。在上大学之前,基本上靠自、学……”

  我逐渐了解到,在红旗下成长的徐焰,却有着非常坎坷曲折的经历。而正是生活的风风雨雨,磨炼了他坚强的性格,指导他走上了今日的成才、成功之路。

  徐焰1969年入伍,在基层连队一干就是7年。这期间,严肃紧张的军事生活,培养了徐焰“此时不搏,更待何时”、“该拼就拼”的战斗作风,使年轻的徐焰具备了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冲劲和韧劲。正是有了这么一种精神,这么一种作风,使才二十出头的徐焰,在“文革”那样的社会大动乱的背景下,在部队那高度紧张的坑道施工和边防值勤中,能够珍视自己的青春年华,坚持想方设法挤出时间来,一方面,扎根于部队基层生活,认认真真地弄清了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和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另一方面,逐渐培养了研究军事史的兴趣,摸索了一些研究军事史的规律和方法,并努力在书本资料与现实军事生活的结合上,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上,进行了一些研究军事历史的有益尝试,发表了好几万字的论文。应当说,这一时期的初始研究实践,为以后徐焰在军事史研究领域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结束了7年的基层军事生活,徐焰先后进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继续进行学习和深造。无论是在大学本科还是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期间,徐焰对专业学习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大学的时光是极其有限的,不能单纯地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在专业知识的积累上,而应侧重于通过专业训练来摸索掌握知识的正确途径和探索进行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

  1982年获硕士学位以后,徐焰在军事学院和国防大学从事军事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徐焰依然把寻找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放在首位,注重把多种相关学科交叉结合起来,搞“远缘杂交”,搞“稼接培育”,走出了一条军事史与中共党史相结合、军事史与外交史相结合、国内研究成果与国外研究成果相结合的军事史研究新路子,有效地克服了传统的历史学科研究面过于狭小的弊端;逐渐形成了“以我为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同时也不反对吸取他人之长”的历史研究指导思想,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过自身的艰苦努力,慢慢地改变了多年来在军事史研究上的自我封闭和中外军事史研究相互脱节的局面。他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所著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一书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部研究抗美援朝的学术专著,在美、英、日等国的史学界和军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他的学术成果也赢得了外国专家、学者的好评和尊重。1992年,徐焰应邀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他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问题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曾引起了美国史学界的关注。美国原国防部副部长(后为首届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佩里及美国原子能协会主席,还曾专程赶来听了他的讲课。

  作为一名中年学者,徐焰教授有着丰硕的科研成果。在采访中,我特别地请徐焰教授介绍一下他的成就。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徐焰淡淡地笑着说:“成果丰硕谈不上。但如果要想做出点成绩来,关键还在于记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句话。”徐焰教授深有感触地指出。当前有不少研究基础科学的年轻学者,不能够静下心来,下硬功夫,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而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东拼西凑成书;不是搞扎实的研究和创作,而是以谋利为目的,搞“编著”,这不仅是信息的浪费,也造成了一种不良的“躁动”心态。

  徐焰教授还进一步说:“人民大学校风的最大特点是严谨和一丝不苟。在人大学习期间,特别是在人大与那些‘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老三届’同学一起学习的经历,使我深受这种优良校风的薰陶。想当初.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编写《毛泽东年谱》时,我拿着《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的原始文稿一字一字地对照和比较。特别是反复研究在正式出版中作过改动的地方。这是因为在出版中作过改动的地方。往往是最有研究价值的地方。我认为,只有这样下硬功夫,一字一字地对照和反复比较、研究,才可能获得第一手资料。才可能推出新颖的、有价值的成果。当然,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与人大校风对我的深刻影响分不开的。”

  当我问及徐焰教授曾获取过什么奖励时,他毫不在乎地说:“这个我记不住,因为我从来都不重视也不在乎这个奖那个奖的。鲁迅一生中从未获取过什么奖励,但谁也不能说鲁迅没有成就。因此,奖励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虚的。得奖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正好的、突出的东西。”在徐焰教授的学术生涯中,他所荣获的奖励很多,有的甚至连他本人也记不清了。仅就“大奖”而言,他就曾获得过全军科研一等奖一次,全国图书奖二次,解放军图书奖一次。这些都是“重量级”的奖励。然而,对这一切,徐焰教授只是一笑置之而已。

  徐焰教授宁可多谈治学方法与治学态度,也不愿谈其学术成就。但后来在我委婉的反复追问下,徐教授不得不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他的科研成果。

  自1982年以来.他已发表了学术论文数十篇,专著近二十本,其中在国内发行的有10多本。在日本有2本,在香港有3本,在台湾有1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徐焰在日本发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录》。该书由江泽民主席亲自题辞,是战后第一本在日本公开发行的、全面阐述中国对日战争全过程的专著。同年,徐焰在日本发表了《1945年进军满洲》一书,该书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中苏日三方在关于我国东北三省问题上所进行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阅读阶值,在日本畅销一时,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1992年,徐焰著的《金门之战》在台湾发表,该书是台湾岛内首次出版的介绍中共观点的军事历史著作。为此,台湾的《中国时报》长篇连载了该书,以把它介绍给台湾各界。在香港,徐焰发表了《台湾之战》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历史真相》,亦具有较大影响。

  “当然”,接着,徐焰教授神色专注地强调说:“我这些所谓的成果、专著,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搞得出来的。实际上,如果没有70年代打下的基础和80年代的长期积累,那么就绝不可能有今天的这一点成绩。这可以说是‘厚积薄发’、‘春华秋实’吧!另外.要做学问,并且要真正做出成果,勤奋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这好比飞行员,如果他没有一定的飞行小时,讲什么飞行技艺,创造什么高难度动作,就只能是空谈”。。

  学校的每一个寒暑假,对他而言,不是意味着放松和休闲,而是意味着更加艰辛和废寝忘食的工作;仅今年上半年,他就已经完成了100多万字的专著,其中包括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编写的12集电视纪录片《永创辉煌》和《三大起义》丛书及介绍建国后军事斗争的专著等。

  然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面对如此突出的成就,徐焰教授却神色忧虑地说:“从表面上看,这一点成绩有其可喜之处。但实际上,我是为了完成这些科研课题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要知道,为了这一点成绩,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能够集中精力进行专门的搜集和积累资料的工作了。因此,为了以后更好地进行科研工作,今年忙过之后,我看我必须暂时停下来,重新给自己‘充电’,重新积累资料才行。”

  时钟的指针已经指向8点多了,我发觉徐焰教授晚饭都还没来得及吃,为了不影响他的休息和第二天的工作,我只好把原计划要问的其他问题放在心中,起身告辞了。

  在回来的路上,徐焰教授对人大学子的希望,又一次回响在我耳边:

  “做学问一定要下决心坐冷板凳,切忌躁动心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广、博、精、深’。”

  徐焰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大校军衔,战略教研室军事历史专业。研究方向:新中国军事斗争史。职务:副师。

  1951年出生于沈阳,1968年上山下乡,翌年入伍,曾在边防部队服役六年。1976年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军事学院,后转国防大学,长期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工作,参加过《毛泽东年谱》的撰写。此后从事建国后中国对外军事斗争史研究。1993年破格提升为教授。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做过访问学者,并曾应邀在该校讲学。曹应邀到日本庆应大学讲学。

  十年来在国内发表过学术论文约40篇,在国外和香港发表过学术论文约10篇。在国内出版学术专著14部,约400万字。在国外和港台出版过学术专著5部。

  作品曾获得全军科研一等奖一次、全国图书奖二次,解放军图书奖一次。

(原文刊于1997年10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三集)》)

玉素甫

岁月如斯夫,赤子心如故:他在边陲小城坚守着实事求是

写在前面

  塔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西靠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生活着二十多个民族的、风景优美的边陲小城。2017年5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经济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考察团在这里结识了与人民大学有着不解之缘的一家人……

  一张旧照,半世坚守

  在塔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而有一个组织为促进民族团结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塔城地区爱心妈妈协会。5月中旬,作为“一带一路”研究院系列调研团队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志老师来到塔城进行考察,恰逢塔城地区爱心妈妈协会举办活动,于是在当地人员介绍下,一行人来到了热闹的会场。

  多才多艺的爱心妈妈们献上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节目,从歌曲到舞蹈再到其他才艺展示,掌声欢笑声不断。知道远方到来了贵客,热情的爱心妈妈们主动邀请杨老师上去讲几句,杨志老师简单介绍了自己和自己本次调研的故事。会后,杨志老师正与几位爱心妈妈握手交谈,突然出现一位姑娘,领着她的母亲走了过来。

  “请问您是人民大学的老师吗?”试探中带着一丝渴望。

  “对!”

  “是北京的那所中国人民大学,对吗?”一种惊喜从眸子里冒了出来。

  “是的。”

  姑娘的脸上现出激动,有些难以置信,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转过身与不是很懂汉语的母亲交谈了几句,母亲听完,先是吃惊,后面竟然扑簌簌流下了眼泪。

  杨老师有点吃惊,姑娘紧紧握住她的手:“可算是找到了!可算是找到人民大学了!您知道吗,我爸爸就是人民大学毕业的!杨老师,我这里有一张电子照片,给您看看吧!”

  黑白色的照片上是几位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他们或站或坐,簇拥着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者,老者脸上,严厉却又不失慈祥,一副知识大家的气质扑面而来。

  杨老师一看,这不是我们人民大学建校之后的首位校长——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老先生吗。

  姑娘笑了笑,“杨老师,我爸爸还有好些人民大学相关的东西在家里,要不您看什么时候来我们家看看?”

  “好的!”杨老师一行人激动地答应了。

  实事求是,心系边陲

  玉素甫的家人拿出一张略显老旧的毕业证书,上面的繁体字清楚写道“学生玉素甫系新疆省塔城县人,现年二十一岁,在本校国内贸易专修科系肄业一年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旁边是系主任和吴玉章老校长的签名,背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五个字也是玉素甫短暂一生的真实写照。

  玉素甫生于1933年,1979年5月12日病逝,享年47岁。1954年玉素甫从人大毕业,由于会汉语、哈萨克语、蒙古语、俄语等语言,他便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担任翻译等工作。他的热情与乐于助人整个塔城都知道,只要自己可以帮,他便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玉素甫的二女儿讲到,就在前几天,她的工作单位新来了一位22岁的小姑娘,玉素甫女儿无意间说起自己的父亲是外贸局翻译,小姑娘即问道:“是玉素甫先生吗,我知道呢,和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父母经常说起玉素甫,说他为人特别友善,性格开朗,爱开玩笑,乐于助人,是塔城难得的翻译人才。”二女儿震惊之余热泪盈眶,没想到父亲走了四十多年,塔城人民心中依然记得他。

  玉素甫不仅乐于助人,更难得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绝不背叛党和国家:

  1962年,伊宁塔城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由于当时刚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加上外国一些势力的煽动,两地农牧民出现了大规模越境逃亡的现象,短短数月,塔城地区就逃走了数以几万计的人民,还带走了几十万头牲畜和大量物质资料,造成了严重损失。

  当时也有不少人劝玉素甫一家逃到国外,玉素甫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要与祖国同命运,共患难。在玉素甫的坚决制止和劝阻之下,他们一家一个人也没有走,岳父母当时不听,玉素甫就劝说妻子,最后妻子拒绝出走国外,留了下来。这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除了劝阻自己家人,玉素甫还主动来到边境线上,希望能够劝说准备越境的边民返回家园。这一行为在当时不被他人理解,因为当时出现过多起劝阻者被殴打的情形。

  除了满腔的热血之外,玉素甫的这一行为还反映出了他作为人大学子的智慧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去边境之前,玉素甫不是鲁莽奔走,而是按照程序,先向党委请示,要求书面批准,证明他是代表组织和国家去的。没想到这个举动在后面帮了大忙。

  伊塔事件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提出当年上边境线劝阻的人有“苏联间谍”的嫌疑,原因是他们“平白无故”上边境线,并且还留了下来,可能为苏联提供情报云云。徒遭诟病之际,玉素甫拿出了当年党委的批准文件,这样谣言就不攻自破了。他这个举动不仅救了自己,也让一起上边境线劝阻的其他人免受不白之冤,大家特别感激他,更多人也因此更加记住了这个人民大学毕业的小伙子。

  玉素甫于1979年病逝,他虽然只走过了短短四十七年人生,但却真正传承了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校风和吴玉章老校长“一辈子做好事”的精神,他的种种善举也让塔城这个西北边陲小镇记住了一位“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人大学子。

  心向北京,梦归人大

  玉素甫的家庭有塔塔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三个民族。妻子比他小十二岁,玉素甫去世之后,妻子一人独自抚养了7个孩子,经历了风风雨雨。谈到已经离开四十多年的丈夫,她想了想,说出了几个字,由女儿进行了翻译——“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让在场的老师们在震惊之余有了更多感动,原来,玉素甫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他也用人大“实事求是”的精神影响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家人。玉素甫最小的几个孩子对父亲的形象可能已不清晰,但是清楚记得父亲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还有他那句时时挂在嘴边的“要实事求是地生活”的教诲。

  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妻子传承了玉素甫的那种坚持,认真教育子女,并加入了塔城地区的爱心妈妈协会和塔城市红十字妈妈天使团,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爱心妈妈”,身体力行地为民族团结贡献自己的力量,几个女儿也受妈妈影响相继加入。在玉素甫以及其妻子精神的鼓舞下,几个孩子也努力学习,五人考上大学,另外两人考上了大专和中专,现在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都会流利的汉语会话,都关心他人,并且从自己做起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先锋。

  这次能碰到人民大学的老师,玉素甫一家都很激动,妻子甚至一个晚上都没睡着。他们把杨志老师拉入家庭微信群,完完全全把她当作了自家人,因为他们说:“人民大学是我们父亲的大学,人民大学的朋友也拥有和我们父亲一样的精神。”与杨老师座谈之后,玉素甫一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人民大学的光辉历史与精神传承,也知道了一起合影的吴玉章老校长的伟大人生。当年已经身居高位的吴老校长与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和留学生亲切合影,也是希望他们身怀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它带到祖国的边疆和国外,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从玉素甫的一生来看,他没有辜负老校长的期望与重托。

  听说人民大学今年迎来八十周年校庆,玉素甫一家十分激动:“我们一定要上北京,要去人大看看。”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回家,人民大学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以身示范,星火相传

  “杨老师,这个事情是真的吗?”看着那张黑白色的照片,吴本立教授激动地握住了杨志老师的手。

  吴本立教授,是吴玉章老校长的长孙女,那张照片上的熟悉身影让她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的一生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1911年,吴玉章回到家乡荣县领导革命,宣布当地独立,脱离清廷。随后前往法国组办了教育会,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未来中国革命的栋梁。1948年,担任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校长。1950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此后连任十数年,直至逝世。他一生为了中国革命与教育努力奔走,呕心沥血。毛主席赞扬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吴本立教授介绍说,祖父除了关心革命,生前一直有两个地方让他深深牵挂——新疆和西藏。作为中国重要的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区,新疆与西藏的安定团结事关祖国发展大局。吴玉章老先生高瞻远瞩,很早就从教育抓起,让大家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学生们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并且把他们培养成民族团结的先锋。

  这张照片真实再现了吴玉章老校长对少数民族同学的关心与肯定,在民族团结方面,他高瞻远瞩、以身示范、身体力行,而这种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精神也深深扎根于玉素甫等学生的心中,在祖国边疆发芽、开花、结果,感染了更多的人、感染了下一代。

  听完玉素甫的故事,吴本立教授感慨万千。祖父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心愿——去新疆和西藏实地走走看看,吴本立教授一直将此记在心中。前几年她已经和杨志老师一起去了西藏,不久后也要踏上新疆的旅途。今年是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明年是吴玉章老校长诞辰140周年,这次偶然发现的老照片以及背后的一段奇缘正好弥补了吴玉章老校长人生的一段空白,也让这位老校长“一辈子做好事”的形象更加丰满。

  后记

  玉素甫的故事,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终于通过经济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考察团传递到了我们耳边,为八十载人大历史,刻下了生动感人的精彩细节。我们熟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从笔画到读音,从党国精神到人大校训,但是玉素甫让这四个字从纸面跃入现实,从胸口的徽章变为心底的信念,一瞬间,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校训穿越历史的呼唤。

  常有人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而对于人大人来说,我们在时空错落之中汇聚在“实事求是”的火红旗帜下,当我们奔赴不同的社会角色,能够让我们在人群中区别于众人的,正是“实事求是”的闪耀胸章。

  半个多世纪前,有以玉素甫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大人点亮火炬,而今人大成立八十周年之际,有我们承接星火,永远不忘初心,永远实事求是。

服务

学在人大

明德楼

明德楼具有体量大、功能全、现代化程度高三大特点。作为集教学、实验、图书阅览、办公、剧场、演播厅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化综合建筑,其占地面积约38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总人数约10000人,最多可满足6300名学生上课需要,此外明德广场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可组织万人的大型活动。整个建筑共有多媒体教学、卫星实时接收、安全监控等各类设备设施及强弱电系统25个,并设有800个终端的计算机广场。

图书馆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37年,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管理中心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北京中心均设于本馆,也是北京地区高等教育文献资源共享的重要枢纽和中国高等学校以人文社会科学为收藏重点的图书馆。人图馆藏以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为主,文理兼顾,纸本和数字资源协调并重,其中,线装古籍(1911年以前)40余万册,民国时期(1911年至1949年)出版物10余万册,港台书、刊3万余册。

博物馆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是为加强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扩大学校在文化领域的社会影响力,促进该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增强师生员工爱校荣校意识,学校于2003年在规划历史学科建设的同时,决定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根据自身学科优势和建设的需要,在人文学院历史系建立了"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学科点和学位点,并成立了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开始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筹备工作。

行至人大

交通地铁

4号线(人民大学站)、10号线(海淀黄庄站)、26路、304路、320路、374路、386路、601路、608路、630路、653路、671路717路、731路、944路、特4路、特6路、302快车、320区间、601区间、731区间快车、209路夜班车

北京站

地铁2号线换乘4号线到人民大学站下、209夜班直达(仅限晚间)用时约1小时35分钟/24公里/步行520米

北京西站

地铁9号线换乘地铁4号线人民大学站下,374路直达(用时约 53分钟/10公里/步行92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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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人大

校内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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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酒店:010-52285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