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
公告
2016-10-03
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公告(第一号)

岁月不居,春秋代序。当2017年金秋灿烂,层林尽染之季,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八十华诞。我们怀着欣喜的心情,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各界朋友,向全体师生员工,向心系母校发展的广大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

2017-04-26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发布80周年校庆主题和标识的公告...

2017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0周年校庆。 本次校庆将以“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为主题,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以贯之、广为延续的的光荣传统,凝结了学校从战火中走来、在时代中奋进的精神品质,反映了学校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理念

2017-05-27
关于招募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志愿者的通知

2017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0周年校庆,为配合我校80周年校庆活动的开展,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校庆活动中来,现开展80周年校庆志愿者招募工作。本次校庆志愿服务工作旨在引导同学弘扬“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校庆精神,深入了解校史校情...

2017-06-01
人民大学征集校友家书

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自己80周岁的生日。为展示历届人大校友的精神风貌和家国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校友工作办公室拟联合征集、编辑出版《人大校友家书》(暂定名),现面向全体人大校友征集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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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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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

蒋学模

  “希望人大不断推出新成果”

  ——访校友、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同学一定都知道蒋学模,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原教育部规定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之一;他又是《基度山伯爵》许多部外国文学名著的译者,驰名于国内外,可大家知道吗?他还是我们的校友呢!

  二月十四日下午两点半,我们来到了蒋老师的住所,他和爱人十分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书屋。房间不大,却有着一种浓郁的书墨之香。窗帘紧合着,使屋里显得宁静,窗前写字台上,散放着一些书稿。蒋老师告诉我们,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稿子。是国家“六·五”计划的科研项目。

  蒋老师询问了我们来访的目的和学校的近况,然后有兴致地给我们介绍起他的一些经历。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班学员来到人大,进修政治经济学。一提起人大当时的情况,蒋老师脸上漾溢出一种兴奋和不无留恋的神色。他说当时学生们生活很朴素,穿着几乎灰一色的,但生活却是很丰富的,可以说是周末总有舞会,也常组织文体活动。大家学习很刻苦,可以说是一心一意学马列、学苏联。蒋老师一口气说出了当时的教研室主任宋涛及卫兴华、胡钧等十多位老同学的名字。从人大毕业后,他便回复旦大学,开始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教材编著工作。

  一谈起政治经济学原理,气氛就活跃起来了。我们说,现在同学们上政治经济学课提不起兴趣,一堂课学不到很多新东西,许多内容在实际中用不上。怎样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蒋老师不无感慨地说道:“是啊,现在的确有这些问题,我们那时之所以全心全意地学,对党的信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党风好,党的政策正确,威信高,所以大家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努力为之传播的马列主义自然是毫无疑义的。另外,现在看来,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有些内容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不冲破不行。”停了会儿,他又说,现在政治经济学课收效不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一些教师的素质较差,自己的信念不坚定,知识面又不广,干巴巴地念讲义,没有新的信息,也回答不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当然提不起同学们的兴趣来。说到这里,他摆功了一下手,加重了语调:如果老师能在一堂课内讲一两个新问题,同学们就能满意多了。

  显然,蒋老师对这些问题早有所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蒋老师十分希望对各种学术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他说现在许多理论问题都没有很好地展开讨论,对国外的一些经济学说,要么盲目反对,要么笼统照搬。对改革中出现的大量问题,都要全面地、具体地进行分析和研究,上升到理论,也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发展,才能为实践所需要。

  谈话中,我们很自然谈起了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变化,现在不少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来研究原理,进行了一些突破。我们问蒋老师对这个问题如何看。他说,我们过去只算政治帐,表现在理论研究上,只讲本质,不讲实际,注重宏观,忽视微观,那是片面的。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应该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主,具体东西可以涉及,但可以更多地放到部门经济学中去研究。现在不是宏观没有问题可以研究,而恰恰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答,如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厂长地位和代表权、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等等。他说:“理论上的探索是件不容易的事,会有许多困难。但是,如果问题很好解决,还要科学干什么?!”是啊,我们在暗暗地想,我们这些未来的理论工作者,不也应该从现在起就培养一种勇于探索、克服困难的信心而勇气吗?不应该努力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吗?

  不知不觉己是五点多了。在告辞时,他说:“人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有雄厚的基础,马列主义的理论功底扎实,五、六十岁的教师队伍阵容整齐强大,可谓全国第一流,希望人大能在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创新,不断推出新的成果。”

(原文刊于1987年9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一集)》)

李琦、冯真

 延河水长流

  ——记联大校友、画家李琦、冯真夫妇

  (一)

  画家李琦、冯真同志现在都已年近花甲。1947年,他们相识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当时,李琦19岁,冯真16岁。这个年龄,现在只意味着是个未涉世事的青年,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都己是坚强的战士了。

  1928年,李琦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他的父母李舜琴、阎林民同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1937年,李琦随父母到了延安,他那时只有9岁,路经云阳时,彭德怀副总司令还抱起他问话呢。

  冯真是革命文学家、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冯乃超的女儿。她1931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革命家庭的影响,使她幼小的心灵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上初中的时候,她就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6年,15岁的冯真经父亲安排,只身从上海乘船北上,在北平眼地下党的负责人徐冰同志接上头,然后化装,混在走亲戚的老百姓中迈过国民党关卡,到了解放区张家口。

  《中外电影》即将刊登李琦写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题材是李琦1938年经历的一段生活。当时他所在的剧团,是红军长征过来的,也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的《红军剧社》。“双十二”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38年,剧团推进到国统区开展抗日宣传。几个月后,胡宗南下令八路军剧团不得在他的防区内活动。于是,剧团将年龄大的同志撤回延安,留下24个小同志,脱下军装,打扮成一群流浪儿,名为“流亡孩子抗战剧团”继续坚持工作。但不久剧团的真实身份就被国民党察觉,他们先收买,后来又威胁要把这批红小鬼收编到胡宗南部队。就在反动派要动武力的前夜,在原东北军爱国官兵的帮助下,边出虎口,回到母亲怀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林伯渠、丁玲同志的热烈欢迎。后来,革命老诗人肖三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听到纽小鬼们的这段经历,为他们写了国歌,冼星海还亲自教他们唱。

  (二)

  李琦从小喜欢画画,在延安桥儿沟住时,受到了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师生的一点熏陶。后来在剧团写标语、画漫画和伟人像。日本投降后,他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这时冯真已经在这里了。他俩在一个班,还分在一个学习互助组里,朝夕相处。共同的追求和志趣,使他们结下深厚的革命的情谊。

  冯真也是从小喜欢画画,初中时就参加办进步壁报。在联大期间,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小鬼”,当年的老师如今提起她来还夸奖她。在土改运功中,她主动做儿童团的工作。1948年,冯真创作出年画《娃娃戏》:好几个娃娃装扮成解放军、老百姓,有两个装扮成蒋介石和美国佬,他俩处在包围之中。这个画面就是冯真较长期接触解放区儿童生活的艺术结晶。1949年,解放区文艺进北平,《娃娃戏》是引起轰动的美术作品之,冯真也由此成名。1952年,她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保卫儿童大会”。

  如果说冯真的《娃娃戏》所表现的题材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小小缩影,那么,第二年李琦的《农民和拖拉机》则是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的真实写照。这幅画在全国第一届年画评奖中获得甲等奖第一名,现存中国美术馆,是李琦的成名之作。

  随后,李琦、冯真夫妇共同创作出年画《伟大的会见》,获得1951年度年画二等奖。当时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多次写信给作者,说他们从这幅画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1961年,王光美同志向毛主席介绍这幅画时,毛主席说:“这幅画画得好呵!”

  1956年,国家选派冯真到苏联列宁格勒列宾艺术学院油画系深造,6年后以优异成绩获“艺术家”称号回国。在以后的20几年艺术实践中,女画家创作了许多幅油画、水粉雨,如《白求恩》、《柯棣华》、《悼念周总理》、《恸地哀歌》(与钟涵合作)等。这些作品,都突出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最强烈的心声。

  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民间艺术系。冯真自告奋勇到这个系任教。她认为,民间艺术是我国美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广大劳动人民紧密相连,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强烈的时代气息。几年来,冯真同志从事年画教学工作,经常带本科生、研究生下乡实习采风,教育学生热爱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她还搞了一些年画创作。1983年的《娃娃欢》炕围画,获全国第三届年画三等奖,1985年创作的喜帐《娃娃乐》也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李琦于1959年创作的《在十三陵工地上》获世界青年联欢节优秀作品奖。翌年创作的《毛主席走遍全国》更是家喻户晓的力作。它以不衰的艺术魅力,展示出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热爱和人民领袖平易近人的风范。这幅画在我国描绘领袖形象的美术作品中有着重要地位,现藏于中国美术馆。不久,李琦创作了《同志》:描绘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掏粪工人时传祥亲切交谈的情景。在创作这幅画的过程中,李琦跟着时传祥一起上班、掏粪,收工后一块洗澡、吃饭。北京市环卫局将此画印发全市近两万名环卫工人,并将李琦赠送的原作张挂在环卫局的大会议室里,成为对职工进行职业教育的好教材。

  从近几年的《鲁迅像》、《马克思》、《白求恩》、《李大钊》、《奋进》等国画作品中,可以看出李琦执著于为革命伟人、名人树碑立传,他的创作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这些作品在表现技法上也反映了他对我国传统的“简笔”画法的继承和发展。用简洁的笔法在宣纸上面具体的名人,这在当今画坛上也是不多见的。1986年的新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获北京市优秀作品奖。画中的鲁迅先生昂首阔步,其意境不仅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鲁迅先生开拓奋进的风采,而且也鼓舞着今天四化建设者的探索勇气。

  (三)

  李琦夫妇在多年的艺术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兢兢业业,不赶“时髦”。今年已经55岁的冯真近年来每逢春节,不辞辛苦地到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采风,向老艺人学习。1985年,冯真和她的同事们把陕北民间剪纸能手(好几位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大娘〉请到美术的最高学府来作示范表演。冯真尽心照顾她们吃、住、行,为她们整理作品,帮助销售。有的同学风趣地说,冯老师对待陕北老艺人比照顾自己的母亲还周到。冯真对老艺人的敬与爱是出自内心的,她说:“土生土长的老艺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如果她们的技艺在农村能到发展,民族的精华就保存下来了。姓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冯真对她的学生也是一片丹心。最近一期的《中国美术家通讯》记述着冯真的这样一段话:“我是同学们的朋友,我只希望他们有所作为,对艺术有所继承和创新。自己愿为他们趟路子,做下手,这是为了我们的事业啊。”

  今年一月份,李琦参加了彭真同志接见部分延安时代文艺老战士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对美术界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吸收外来”是很需要的,但不应该把糟粕当成宝贝;“多功能”是对的,但不应该轻视教育功能;“多层次”也是对的,但不应该忘记正民大众!

  李琦、冯真夫妇现在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这两位艺术界的老同志虽已鬓发斑白,进取精神却不减当年。他们在我国艺术园地中,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地耕耘者。让我们祝愿两位老画家延安精神永在,延河之水长流。

(原文刊于1987年9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一集)》)

桂世镛

  纸上得来终觉浅

  ——访《人民日报》副总编、经济学家桂世镛

  桂世镛同志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三十多年来,他走过了一条坎坷的道路。

  告别母校之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走上工作岗位不久,他深入基层,先后到北京和山西的一些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1960年,他参加了孙冶方同志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书稿编写工作。之后,他与别人合作拟订了一本文稿,提出了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经济学结构体系,受到冶方同志的称赞,印发到全所进行讨论。1962年,马洪同志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桂世镛撰写了该书的第一章、第二幸和结束语,并协助马洪同志统改全书。这本书在1964年出版以后,被列为经委系统干部;理论学习的教科书,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一次再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桂世镛同志担任了经济所党总支青年委员、团总支书记,并参加了1964年10月召开的共青团九大。时年29岁的桂世镛,为自己政治上的进步高兴,为自己学术上的成长喜悦,他跃跃欲试,准备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继续努力、一显身手。

  就在这时,一场政治风暴正在悄悄地逼近。

  1964年10月,经济所“四清”运动宣布挖出了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桂世镛被列为反党联盟中“八大金刚”之一受到审查,“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进一步的批判,被下放到干校和农村劳动。

  政治上的沉重打击,身处逆境的强大压力,使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经济学者感到眼前一片迷惘。

  谁能为他带来希望?谁能为他带来光明?

  在农村里,桂世镛看不惯某些干部多吃多占的坏作风,他主动提出要住到一户最贫困的农民家里。房东是一对老夫妇,老汉双目失明,家里穷得连一张床也没有,只好临时搭起一个砖坑。老俩口自己吃稀饭,却为桂世镛做了干饭,还拿出过节的腊肉招待。老汉拉起桂世镛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国家的人,来一次不容易,以后回去工作了,不要忘了咱们农民。几句话,说得桂世镛鼻子发酸,两行热泪潸潸而下。

  双目失明的农村老汉,用他质朴的感情,用他坦荡的胸襟,用他真挚的祝愿,点燃了一位理论工作者心中的希望之火。

  十几年的磨炼之中,桂世镛广泛地接触了社会,深入考察了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他不但没有被厄运摧垮,反而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学到了新知识。

  1973年,桂世镛回到经济学研究所。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提出要对工农业生产进行全面整顿。桂世镛同志参加了“工业二十条”的起草工作。不久,风云突变,这个文件被作为大毒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批判。有人要桂世镛写揭发批判材料,他置之不理。他不再象以前那样感到迷惘,他深信自己所作所为,是由马列主义指导的,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为捍卫真理他决不退缩一步。

  十年动乱结束了,万象更新,百业待兴。桂世镛抖擞精神,为振兴中国经济而努力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计划经济研究所所长和计委委员等职务,并被评定为研究员,当选为全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计划学会副会长。他参加了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近日来,他又在为起草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而辛勤劳作。

  几年来,桂世镛同志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观点,受到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他在《红旗》、《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并先后到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考察或讲学。1985年,他所著《论调整改革与效益》一书出版友行。中国人民大学和社科院先后聘请他为教授,指导硕士研究生。

  回首往事,桂世镛同志感慨万千。他说,大学毕业后,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但是真正要把工作做好,攀登科学高峰,重要的还是要在实践中不断钻研、不断探索,真正把书本上的知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入浅水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下苦功夫深入到中国国情中探索规律的人,才能有所开拓,有所创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如此事要躬行。”

  吟诵着前人的千古绝句,品味着老校友的良言忠告,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吗?

(原文刊于1987年9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一集)》)

李婉芬

  功成名就忆当年

  ——访著名演员李婉芬

  一幢普通的楼房里,住着一户普通竹人家。普通的人家有一普通的女主人:五十五岁年纪,身材富态。蓝底白点的衬衣,普通布料的黑裙子,看起来穿了也有年头了。脸上常挂着笑容,张嘴一地道的京腔,说起话跟拉家常似的,爽朗热情,亲切中听。

  夏日的一个两天,在她那间又当卧室又当会客室的屋子里,苦名演员李婉芬给扎讲起了在华北大学生活的故事,仿佛又变成了十七岁的女学生。

  记得那是1949年,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对了,还有南下政治工作团同时招生。当时北平刚刚解放,一些人对共产党还持观望态度,报考这类革命学校并不积极。我呢,念高中时读过一些进步书籍,高尔基的《母亲》啦,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啦。还从做地下工作的表哥、表姐那多少了解到了一点解放区的情况,思想上不象有些人那样感到畏惧。再加上我特别特别地喜欢演戏,就报考了华北大学戏剧系,一点顾虑都没有。

  那时候的考试可不象现在,挺容易的。唱个歌儿,念几句台词儿,就成了华大戏剧系的第一批学生。当时,戏剧系叫三部,地址在国会街,办学条件挺差。我们发的军装是深灰色的,布挺粗。我穿最小号的,还是跟大箩筐似的。就那我还高兴得不得了呢!

  我们住的屋子是旧亭子改的,靠墻打了一圈儿地铺,上面垫着厚厚厚的稻草。我一点也没觉得艰苦,只是感到新鲜、愉快。我们的学习以政治为主。胡绳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然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人倒底是不是猴儿变的。还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学校组织我们看《白毛女》,看了以后一连几天我却睡不着觉。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穷人、富人,知道了什么叫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打那以后,我革命的劲头可大了,恨不得解放全人类。

  (华北大学沸腾的生活,揭开了她人生道路上崭新的一页。在学校的培养教育下,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成长布一名无产阶级干革命文艺战士。几年来,她始终保持着当年那股革命热情。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动摇她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都边有阻止住她对事业的追求。六十年代,她患了肝炎,可象《骆驼祥子》那样的重戏,她有时一天演三场。这几年,岁数大了,病也多了,可她常常装着全休假条照常演出。一九八三年一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年“三八节”,被评选为全国十八名先进妇女之一,还参加了北京市先进人物演讲团。)

  您问我在华大印象最深的事儿,那可多了。就讲个“舞场风波”的故事吧。

  刚入学,大伙觉得挺新鲜。可过了没一俩礼拜,清苦日子就有人受不了了。先是抹口红,接着又抹黑眼圈儿。腰身也瘦了,裤长也去了。到后来,竞穿着军装溜进街上的舞厅。有人跳起来就忘乎所以了,有的还唱起了不健康的歌儿,影响可不好了。当时,我岁数小,贪玩儿,也跟着去凑热闹。

  学校发现后,召开了全班大会,来了个彻底整顿,帮大伙认识“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美”。同学们有的挨了批评,有的写了检查,有的后悔莫及,有的痛哭流涕。在这场风波中,我也明白了这么个理:凡事都得用脑子思索,可不能昏天黑地地活着。

  (她可没有昏天黑地地活看。她不贪图生活上的享,只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在差不多四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她先后在舞台上、银幕上、荧屏上塑造了几十个人物形象;话剧《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女店员》中的齐伯母,《王昭君》中的姜夫人,《咸亨酒店》中的老板娘灰五婶,电影《嘿!哥们儿》中的奎婶……。最受人欢迎的,要数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不光为她赢得了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角的桂冠,更使她成了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人物。她还与人合写了《老师啊,老师》、《遛平的人们》两个剧本。这位功成名就的大名星是怎么起步的呢?)

  在中学,我演过戏,象《画家之死》、《徇情》什么的。可真正接触文艺,对文艺的理解,还是从华大开始的。记得我们排《王大娘赶集》,那是个秧歌剧,连扭带唱的。我演一个叫玉池的小姑娘。这是我到华大第一个上台的戏,特别特别地想演好,为的让人们都知道我的艺术才能。

  可不知怎么的,竟演了个一塌糊涂。唱的也不对,位置也错了。下台后,我大哭了一场,哭了个昏天黑地。心想,这下儿在人们的心目中,我可成了最最不会演戏的了。同学们不劝还好,越劝我哭得越凶。辅导员慢慢地开导我,不要把自个儿的得失看得那么重。演戏是为观众,而不是自个儿成名成家。演砸了也要想到观众,不能光想自个儿,光想我完了,我垮台了。这事对我教育可大了,给我以后从事艺术工作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思想基础。

  (打那以后,她开始树立了一心一意为观众服务的思想,这成了她孜孜不倦地在艺术道路上探索、前进的动力。《四世同堂》开拍之前,她对“大赤包”这个角色反感透了。家里人反对,她也担心演砸了会抱憾终生。但她想到,象“大赤包”这样一个民族败类,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弄得上是个典型的人物。将其揭露出来,引导人们爱憎分明,懂得该做什么样的人,不该做作么样的人,不是也时教育意义吗?能达到这个目的,个人如损失算得了什么?她不但演了,而且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角色的创造中去。成功,自然是属于她的了!)

  在华大的时候,思想教育形式又多又活。没有人每天盯着你,教训你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主要是让我们自个儿思考,自个儿认识,自个儿教育自个儿,自个儿决定怎么办。辅导员经常找我们谈话,了解情况,加以必要的引导。学生中有不少骨干,好事儿都由他们带头。当时,并不觉得怎么的,可时间一长思想就进步了。

  现在的大学生还是好的多,挺有头脑的。但有的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大对头。不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而只是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片断,就得出了一个定论。有的学生学习目的就是考研究生,出国当博士。有的学生只讲个人奋斗,只追求完善自我。学校应该对学生加强教育,善于引导。我说得对吗?

  (她说得怎么不对?半个世纪以来,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到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为党的事业、为国家建设培养造就了多少象李婉芬这样的人才?可以相信,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前进,培养出更多的“李婉芬”、“张婉芬”、“王婉芬”……。)

(原文刊于1987年9月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第一集)》)

玉素甫

岁月如斯夫,赤子心如故:他在边陲小城坚守着实事求是

写在前面

  塔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西靠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生活着二十多个民族的、风景优美的边陲小城。2017年5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经济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考察团在这里结识了与人民大学有着不解之缘的一家人……

  一张旧照,半世坚守

  在塔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而有一个组织为促进民族团结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塔城地区爱心妈妈协会。5月中旬,作为“一带一路”研究院系列调研团队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志老师来到塔城进行考察,恰逢塔城地区爱心妈妈协会举办活动,于是在当地人员介绍下,一行人来到了热闹的会场。

  多才多艺的爱心妈妈们献上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节目,从歌曲到舞蹈再到其他才艺展示,掌声欢笑声不断。知道远方到来了贵客,热情的爱心妈妈们主动邀请杨老师上去讲几句,杨志老师简单介绍了自己和自己本次调研的故事。会后,杨志老师正与几位爱心妈妈握手交谈,突然出现一位姑娘,领着她的母亲走了过来。

  “请问您是人民大学的老师吗?”试探中带着一丝渴望。

  “对!”

  “是北京的那所中国人民大学,对吗?”一种惊喜从眸子里冒了出来。

  “是的。”

  姑娘的脸上现出激动,有些难以置信,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转过身与不是很懂汉语的母亲交谈了几句,母亲听完,先是吃惊,后面竟然扑簌簌流下了眼泪。

  杨老师有点吃惊,姑娘紧紧握住她的手:“可算是找到了!可算是找到人民大学了!您知道吗,我爸爸就是人民大学毕业的!杨老师,我这里有一张电子照片,给您看看吧!”

  黑白色的照片上是几位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他们或站或坐,簇拥着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者,老者脸上,严厉却又不失慈祥,一副知识大家的气质扑面而来。

  杨老师一看,这不是我们人民大学建校之后的首位校长——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老先生吗。

  姑娘笑了笑,“杨老师,我爸爸还有好些人民大学相关的东西在家里,要不您看什么时候来我们家看看?”

  “好的!”杨老师一行人激动地答应了。

  实事求是,心系边陲

  玉素甫的家人拿出一张略显老旧的毕业证书,上面的繁体字清楚写道“学生玉素甫系新疆省塔城县人,现年二十一岁,在本校国内贸易专修科系肄业一年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旁边是系主任和吴玉章老校长的签名,背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五个字也是玉素甫短暂一生的真实写照。

  玉素甫生于1933年,1979年5月12日病逝,享年47岁。1954年玉素甫从人大毕业,由于会汉语、哈萨克语、蒙古语、俄语等语言,他便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担任翻译等工作。他的热情与乐于助人整个塔城都知道,只要自己可以帮,他便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玉素甫的二女儿讲到,就在前几天,她的工作单位新来了一位22岁的小姑娘,玉素甫女儿无意间说起自己的父亲是外贸局翻译,小姑娘即问道:“是玉素甫先生吗,我知道呢,和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父母经常说起玉素甫,说他为人特别友善,性格开朗,爱开玩笑,乐于助人,是塔城难得的翻译人才。”二女儿震惊之余热泪盈眶,没想到父亲走了四十多年,塔城人民心中依然记得他。

  玉素甫不仅乐于助人,更难得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绝不背叛党和国家:

  1962年,伊宁塔城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由于当时刚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加上外国一些势力的煽动,两地农牧民出现了大规模越境逃亡的现象,短短数月,塔城地区就逃走了数以几万计的人民,还带走了几十万头牲畜和大量物质资料,造成了严重损失。

  当时也有不少人劝玉素甫一家逃到国外,玉素甫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要与祖国同命运,共患难。在玉素甫的坚决制止和劝阻之下,他们一家一个人也没有走,岳父母当时不听,玉素甫就劝说妻子,最后妻子拒绝出走国外,留了下来。这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除了劝阻自己家人,玉素甫还主动来到边境线上,希望能够劝说准备越境的边民返回家园。这一行为在当时不被他人理解,因为当时出现过多起劝阻者被殴打的情形。

  除了满腔的热血之外,玉素甫的这一行为还反映出了他作为人大学子的智慧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去边境之前,玉素甫不是鲁莽奔走,而是按照程序,先向党委请示,要求书面批准,证明他是代表组织和国家去的。没想到这个举动在后面帮了大忙。

  伊塔事件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提出当年上边境线劝阻的人有“苏联间谍”的嫌疑,原因是他们“平白无故”上边境线,并且还留了下来,可能为苏联提供情报云云。徒遭诟病之际,玉素甫拿出了当年党委的批准文件,这样谣言就不攻自破了。他这个举动不仅救了自己,也让一起上边境线劝阻的其他人免受不白之冤,大家特别感激他,更多人也因此更加记住了这个人民大学毕业的小伙子。

  玉素甫于1979年病逝,他虽然只走过了短短四十七年人生,但却真正传承了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校风和吴玉章老校长“一辈子做好事”的精神,他的种种善举也让塔城这个西北边陲小镇记住了一位“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人大学子。

  心向北京,梦归人大

  玉素甫的家庭有塔塔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三个民族。妻子比他小十二岁,玉素甫去世之后,妻子一人独自抚养了7个孩子,经历了风风雨雨。谈到已经离开四十多年的丈夫,她想了想,说出了几个字,由女儿进行了翻译——“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让在场的老师们在震惊之余有了更多感动,原来,玉素甫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他也用人大“实事求是”的精神影响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家人。玉素甫最小的几个孩子对父亲的形象可能已不清晰,但是清楚记得父亲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还有他那句时时挂在嘴边的“要实事求是地生活”的教诲。

  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妻子传承了玉素甫的那种坚持,认真教育子女,并加入了塔城地区的爱心妈妈协会和塔城市红十字妈妈天使团,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爱心妈妈”,身体力行地为民族团结贡献自己的力量,几个女儿也受妈妈影响相继加入。在玉素甫以及其妻子精神的鼓舞下,几个孩子也努力学习,五人考上大学,另外两人考上了大专和中专,现在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都会流利的汉语会话,都关心他人,并且从自己做起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先锋。

  这次能碰到人民大学的老师,玉素甫一家都很激动,妻子甚至一个晚上都没睡着。他们把杨志老师拉入家庭微信群,完完全全把她当作了自家人,因为他们说:“人民大学是我们父亲的大学,人民大学的朋友也拥有和我们父亲一样的精神。”与杨老师座谈之后,玉素甫一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人民大学的光辉历史与精神传承,也知道了一起合影的吴玉章老校长的伟大人生。当年已经身居高位的吴老校长与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和留学生亲切合影,也是希望他们身怀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它带到祖国的边疆和国外,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从玉素甫的一生来看,他没有辜负老校长的期望与重托。

  听说人民大学今年迎来八十周年校庆,玉素甫一家十分激动:“我们一定要上北京,要去人大看看。”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回家,人民大学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以身示范,星火相传

  “杨老师,这个事情是真的吗?”看着那张黑白色的照片,吴本立教授激动地握住了杨志老师的手。

  吴本立教授,是吴玉章老校长的长孙女,那张照片上的熟悉身影让她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的一生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1911年,吴玉章回到家乡荣县领导革命,宣布当地独立,脱离清廷。随后前往法国组办了教育会,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未来中国革命的栋梁。1948年,担任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校长。1950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此后连任十数年,直至逝世。他一生为了中国革命与教育努力奔走,呕心沥血。毛主席赞扬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吴本立教授介绍说,祖父除了关心革命,生前一直有两个地方让他深深牵挂——新疆和西藏。作为中国重要的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区,新疆与西藏的安定团结事关祖国发展大局。吴玉章老先生高瞻远瞩,很早就从教育抓起,让大家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学生们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并且把他们培养成民族团结的先锋。

  这张照片真实再现了吴玉章老校长对少数民族同学的关心与肯定,在民族团结方面,他高瞻远瞩、以身示范、身体力行,而这种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精神也深深扎根于玉素甫等学生的心中,在祖国边疆发芽、开花、结果,感染了更多的人、感染了下一代。

  听完玉素甫的故事,吴本立教授感慨万千。祖父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心愿——去新疆和西藏实地走走看看,吴本立教授一直将此记在心中。前几年她已经和杨志老师一起去了西藏,不久后也要踏上新疆的旅途。今年是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明年是吴玉章老校长诞辰140周年,这次偶然发现的老照片以及背后的一段奇缘正好弥补了吴玉章老校长人生的一段空白,也让这位老校长“一辈子做好事”的形象更加丰满。

  后记

  玉素甫的故事,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终于通过经济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考察团传递到了我们耳边,为八十载人大历史,刻下了生动感人的精彩细节。我们熟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从笔画到读音,从党国精神到人大校训,但是玉素甫让这四个字从纸面跃入现实,从胸口的徽章变为心底的信念,一瞬间,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校训穿越历史的呼唤。

  常有人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而对于人大人来说,我们在时空错落之中汇聚在“实事求是”的火红旗帜下,当我们奔赴不同的社会角色,能够让我们在人群中区别于众人的,正是“实事求是”的闪耀胸章。

  半个多世纪前,有以玉素甫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大人点亮火炬,而今人大成立八十周年之际,有我们承接星火,永远不忘初心,永远实事求是。

流连

学在人大

明德楼

明德楼具有体量大、功能全、现代化程度高三大特点。作为集教学、实验、图书阅览、办公、剧场、演播厅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化综合建筑,其占地面积约38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总人数约10000人,最多可满足6300名学生上课需要,此外明德广场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可组织万人的大型活动。整个建筑共有多媒体教学、卫星实时接收、安全监控等各类设备设施及强弱电系统25个,并设有800个终端的计算机广场。

图书馆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37年,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管理中心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北京中心均设于本馆,也是北京地区高等教育文献资源共享的重要枢纽和中国高等学校以人文社会科学为收藏重点的图书馆。人图馆藏以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为主,文理兼顾,纸本和数字资源协调并重,其中,线装古籍(1911年以前)40余万册,民国时期(1911年至1949年)出版物10余万册,港台书、刊3万余册。

博物馆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是为加强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扩大学校在文化领域的社会影响力,促进该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增强师生员工爱校荣校意识,学校于2003年在规划历史学科建设的同时,决定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根据自身学科优势和建设的需要,在人文学院历史系建立了"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学科点和学位点,并成立了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开始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筹备工作。

行至人大

交通地铁

4号线(人民大学站)、10号线(海淀黄庄站)、26路、304路、320路、374路、386路、601路、608路、630路、653路、671路717路、731路、944路、特4路、特6路、302快车、320区间、601区间、731区间快车、209路夜班车

北京站

地铁2号线换乘4号线到人民大学站下、209夜班直达(仅限晚间)用时约1小时35分钟/24公里/步行520米

北京西站

地铁9号线换乘地铁4号线人民大学站下,374路直达(用时约 53分钟/10公里/步行924米)

机场

机场快轨换乘地铁10号线海淀黄庄站下(或再次换乘地铁4号线人民大学站下),机场大巴公主坟线友谊宾馆站(四通桥西停靠)

校园地图

住在人大

校内住宿

汇贤大厦:010-62516038

贤进楼:010-62516062

周边住宿

友谊宾馆:010-56708033、59799438

燕山大酒店:010-52285043